《刺字》剧照 周兴/摄

　　语言是文化的忠实载体,其本身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蕴含着广博厚重的文化元素。作为地方上存在的方言，自然与地方文化有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内在联系和难以割舍的亲缘关系。本文拟用文化研究与语言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试就全国珍稀地方剧种之一的维西大词戏的方言文化元素论述它的形成及其所具有的方言文化特色。

　　一、从方言文化角度探讨大词戏的形成

　　关于维西大词戏的起源、形成和流传问题，如果仅靠文献记载和口碑资料去加以论证，难免产生局限性，从而难于做到详实无误和准确可靠。戏曲常识告诉我们，地方戏的本质特征是用方言演唱，其生命就植根于广博厚重的方言文化沃土上。

　　因此，如果我们能从方言文化的角度入手去研究探讨地方戏的发展史，那么一些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常常能够柳暗花明。《大词戏志》（邓虹、李汝春主编，1993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在这方面就曾做过有益的尝试。

　　一般说来，民族共同语地方变种即方言的形成，是一地土著民族语与迁入移民所操方言相互交流、融合、创新的结果，这一过程大约需历经三至四代人的时间。维西县城是于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新开辟的治所，没有土著汉族人口，语言的交融主要是城内移民之间的汉语方言交融，其次是移民语与周边土著少数民族语的交融。由于县城移民主体是营兵，并且来源较为整齐，因此维西汉语方言形成的时期会适当往前一些，约在乾隆末年至嘉庆年间。此后的一段时期，应当是移民带来的戏曲样式逐渐向大词戏演化的关键时期。

　　中国戏曲发展史告诉我们，一种或多种戏曲样式，由于人口迁徙而从移民迁出地流传至移民迁入地后，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必然要有所表现和传播，势必要与移居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接触（甚至碰撞）、融合，致使某些戏曲样式因与移居地方言文化元素有机融合，使用方言演唱而形成移居地所“独有”的地方剧种。维西设治建城后，大量汉族人口流入，他们带来了相同或相异的异地文化，其中就不乏诸如弋阳腔这样的高腔戏曲。

　　据史料记载，维西县城在乾隆年间就有戏曲活动。这种活动在不断延续过程中，与维西汉语方言形成的全过程结伴携手前行，相互接触，彼此融合，终于在嘉庆末年使用稳定的维西汉语方言演唱为标志，完成了用原移民方音演唱到用维西本土汉语演唱的重大转变，为大词戏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此后，再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个时期，已能熟练自如地把方言文化元素全面渗透、融入到这种发生了质变的戏曲的音腔、宾白、唱词之中，最终于光绪年间由刘超绩、刘师恕父子改编剧本，冠以剧种名称而定形并流传至今。

　　二、大词戏的方言文化特质

　　通过研读大词戏现存剧本（特别是手抄本），观看大词戏演出，玩味大词戏，我们不难发现蕴藏于其中的维西汉语方言文化元素及浓郁、厚重的地方文化色彩。

　　（一）、大词戏的方言音韵特色

　　大词戏的方言音韵特色主要体现在用方音道白（用维西汉语方言语念调、说宾白书面语）、唱腔依维西汉语方言声调行腔或采用装饰音等把声调巧妙融入唱腔曲调的音腔中以及唱腔曲调客观跟随或主观吸纳维西民间歌谣和音乐而发生一定变化三个方面。

　　其中，关于维西方言声调与大词戏唱腔曲调互联共融问题，由于曲调音腔中的音高成分与唱词声调音高变化关系奥妙，别具音韵魅力。

　　1、用维西方音道白、唱词。

　　为维护和保持中国戏曲的“典雅”特色，大词戏的宾白和唱词（包括改编者所改编过的）大多使用汉语书面语，演出时演员一般也不将这些书面语简单口语化。但是，无论念、唱，演员都清一色使用维西方音，提高了戏曲可听性，激发了观众亲和感，从而使他们在浓烈亲切的乡音氛围中受到感染而引发共鸣。

　　2、唱腔依方言声调行腔，曲调随方言声调变化。

　　音乐知识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民族的音乐，曲调旋律基本上是以这种民族的语言音节的固有特点为基础的。由于汉民族语言音节（汉字）的不同声调还有辩义作用，因而以其为基础而变化的汉族音乐旋律显得更明显、更突出一些。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地方变体的维西汉语方言，其单音节（字）的声调有阴平（调值44，半高平调）、阳平（调值31，中降调）、上声（调值53，高降调）、去声（调值213，低降升调）。

　　主要特点是以中平调、中降调为主，调类平直简明。大词戏用维西汉语方言演唱，其唱腔免不了要受到该方言声调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唱腔曲调旋律音调跟随方言声调而变化，或把方言声调隐蔽地融化在唱腔曲调旋律的音高变化之中。如在具体行腔时，有时先扬出字音声调，再回到原有旋律，有时在旋律进行中用音高唱出字音声调，有时采用变宫方法使旋律与字音声调相吻合，有时又由字音声调引出新的音调而使同一曲牌唱腔的旋律和音阶结构产生新的变化。

　　3、唱腔曲牌受维西民间音乐影响而发生地域变异乃至创立新曲牌。

　　大词戏唱腔曲牌及其曲调，系我国传统音乐的高腔系统，绝大多数是因移民因素从外地传入的，由于高腔音乐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故在维西汉语方言形成之前，当有由移民用自己原操方言演唱的活动。史载，县城乾隆年间的戏曲活动，极有可能是演唱这种高腔音乐。

　　这些曲牌曲调在维西汉语方言的形成历程中，特别是在形成之后，经与维西汉语方言文化中的民间音乐长期交融，逐渐产生了地域变异，最终演化为富于维西地方特色的唱腔曲牌而流传至今。

　　其中最为典型的有“花蓝调”、“甘州歌”、“栽秧调”、“宫化捷报”等。“花篮调”的乐曲音调与维西民间广为传唱的传统民歌“放羊调”的乐曲音调酷似，足见两者之间的关系。“甘州歌”与维西民间曲艺“渔鼓调”在曲调上有着相同的甩腔特征。“宫花捷报”开头的打击乐与维西洞经音乐曲牌“吉祥音”过门有着基本一致的打击方法。而曲牌“栽秧调”则纯粹是从名称到曲调均完全借用维西民歌的创新曲牌。（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