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在丽江市永胜县境内的流域长达215公里，金沙江中段“一库八级”水电开发方案中的三座在该县境内跨江而立，然而由于地域受限、抽水成本过高、库塘蓄水不足，永胜广袤的土地只能倾听着江水在峡谷里卷浪而下的涛声，咧开一张张干涸的大嘴和烈日相对无言。在云南，像永胜这样临江缺水的地方远非一处。在水利和水电的水资源分配博弈中，包括原云南省水利厅厅长谢承彧在内发出的一个声音渐渐强起来：“让水电站承担起抗旱的责任！”尽管，这在目前来说或许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至少，已经开始有更多的声音，在探讨。
临江而渴
那一幕总在胡星的脑海里挥之不去。2010年大旱，丽江市永胜县东山乡东江小学里，新学期返校的孩子们找不到水喝，成群结队沿着山羊走的小径“滑”到金沙江边，将江水提到学校；同时，学校的老师找到煤矿老板捐了煤。就这样，孩子们喝上了水：浑浊的金沙江水，用煤老板捐的煤烧开，每人每天也只有一小瓶。就是这个画面，定格在了永胜县水务局副局长胡星的记忆中。
金沙江在永胜境内的流域长达215公里，虽然“家住长江头”，但永胜人也只能在这片焦干的土地上喊“喝”。这一喊，足足喊了4年。2012年3月，春季开学的孩子返了校，被问学校里孩子喝什么，胡星简短说了句：“可能还是那样解决。”风在电话里咆哮，像奔腾而下的涛声。
近段时间以来永胜基本没有降雨，持续高温下，县境内的海河已经断了流，海河是金沙江的一级支流，另外有45条金沙江二级支流流经永胜县，39条已经断流。永胜县县委宣传部的一份《抗旱救灾工作情况》罗列着干旱给这个产粮大县造成的重创：全县农作物受灾18.5万亩，成灾9万亩，绝收2万多亩；因灾造成粮食减产1.5万吨，经济损失达3179万元；经济作物减产损失2630万元。
并不是他们不想用金沙江奔腾而去的江水。在永胜，两岸山岭上的人群聚居地和江面落差有几百米，这样的落差只能让村民“望水兴叹”。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晓明有些无奈：“沿江有一些抽水机，但用得很少。日常的电都紧张，我们没有足够的电供抽水机用，即便能用水泵，这么高成本抽上来的水村民也用不起。”无奈的是，尽管他们用的电，可能就是不远处的某一个电站，金沙江汹涌的流水制造出来的。显然，这里并没有因为邻近电站，更优先获得供电，或者享受了比上网电价更便宜的电能。江水发出的电，惠及到更多的，是不知何处的远方。
只是在胡星那儿，有一份关于从邻近的龙开口水电站往桃源镇引水的方案，“用于人畜饮水和农业浇灌。”为这个事情他安排局里的工作人员刘任德陪同设计院的专家跑了很多次，刘任德介绍：“可研报告还没有批下来，经费也没有到位。”他焦急但无奈。
胡星说不清楚从水电站调水需要多少经费，他模糊记得要“4个亿”，“全部由龙开口水电站出资，电站来我们这里开发，理应回馈我们这里的老百姓。”但刘任德了解的情况却不一样，龙开口水电站尚未投入使用，“调水的经费应该是由省里统一规划、拨款吧。”
但即便胡星的“4个亿”真能争取下来，对于云南更多沿江地区来说，即便投入更多倍的“4个亿”，也未必能解决问题。不可忽视的是，金沙江在云南境内长1560公里，流域面积10.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28.6%，是云南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但金沙江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特点是河床窄，岸坡陡峭，属于典型的高山深谷型河道。云南境内这一类的主要河流还有怒江、独龙江，这些河流的两岸大多是危崖，居民比较分散，尽管流域上已建、拟建的大型水电站并不少，但从水电站调水的工程也难以发挥作用。
水电站“强电弱水”
由水电站水库向周边灾区调水，胡星所说的“4个亿”的花费未必准确，但从中也可以窥见工程的浩大和当中的难度。在独立地质学家、民间科考探险家杨勇看来，云南应尽快将水利和水电建设同步起来，“有条件的电站大坝在设计时应该将供水口、导流洞、取水阀之类的供水设施系统考虑周全，一次性到位。”
他强调说：“如果等建成后，当有应急需要时再去配套这些设施，代价、成本会成倍增加。”一定程度上，“守着大江没水喝”的永胜县是云南“渴水”的典型之一：天不下雨，有效蓄水少；大江在峡谷里穿行，抽水成本太高；电站大坝拦下了水，却用不上。随着干旱程度的加深，人们纷纷对境内的众多水电站的水库投以期盼的目光，而水电站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西南地区集中了全国75%的水电资源，是新一轮水电开发高峰的黄金地域，目前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大量的水电工程。根据统计，云南省已建、在建的库容1000万立方以上、装机5万千瓦以上的大中型水电站有48座，调蓄库容约350亿立方米。其中具备多年调节的水电站水库有3个，分别是金沙江流域的毛家村水库、澜沧江流域的小湾电站水库和糯扎渡电站水库。多年调节水电站的优势是水库库容大，可以将各年份的水量进行再分配，将丰水年份大量多余的水蓄起来，在枯水年份供水发电。
而更多的大中型电站水库具备的是年调节能力，云南这类型的电站水库共有13个，主要集中在澜沧江流域、珠江流域、红河流域、伊洛瓦底江流域。云南各流域河道天然流量在一年中变化较大，5月至10月雨季和11月至次年4月的流量相差悬殊，所谓年调节水库，指的是那些能将雨季多余水量蓄在水库内，以便在干季供水发电，解决径流年内分配不均问题的水库。
除此以外，还有无调节水电站和日调节水电站，前者由于水库库容过小，只能按天然来水流量进行发电，不可以改变水资源的时间分布；后者按夜间用电量少、需水量少的规律，将一昼夜的来水存蓄起来，供白天用电高峰时段水库供水用。显然，这两类水电站在枯水季节受影响冲击最大，无论水库水量和发电量均受影响。
如此看来，能挑起抗旱责任的，主要是那些建设有调节性能水库的水电站。但即便是这些具有较强水资源调蓄能力的大中水电站，不少专家指出，云南省内的这类电站的水利功能目前是缺失的。“事实上，云南很大部分的水电站，蓄水、枯水时间段分布，和云南的雨季、旱季是同步的。雨季能够蓄水保持高水位，这个时候周边地区也同步进入雨季，不缺水。当周边缺水的时候，水电站也进入枯水季节，蓄水量只能保持在死库容。就算想支援抗旱，也放不出水来。”云南省电网公司总经理廖泽龙在本月初接受采访时表示。
作为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的一名高级工程师，范晓常年穿梭于西南地区的大江沿岸。“水电站能否起水利作用取决于电站设计的目标定位。”尽管可科学地将泄洪、蓄水、提升航运能力、发电等一些功能纳入水电站的设计中，但包括范晓在内不少专家注意到，投入大、利益回报低的水利工程并不为电站投资企业所“待见”，而这种投资取向上的“偏科”导致了电站的水利功能极大程度上被弱化。原本可以在旱灾中承担起更多抗旱作用的水电站，因规划、建设时作为水利工程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缺位，水资源丰富、水电站数量众多的云南并没有能在抗旱时，最有效地发挥好水电站作为水利设施的作用。
杨勇深有同感：“目前缺乏对河流流域的统一规划，开发先行，而整体设计落后。”他指出，缺乏流域整体规划导致水电业主在建设项目进入后，技术方案上仅注重发电利益的提升，极少兼顾水利。由此造成的水利配套设施缺失削弱了水电工程帮助民众应对极端气候的能力，至出现旱灾时，即便急需电站向灾区调水，也难以立即发挥作用。“
戏剧性的是，2月12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由三峡集团负责开发的金沙江下游水电站群正全面推进，其中向家坝水电站通过了川滇两省蓄水验收初审，首批机组将于年内投产；该水电站拥有单机容量为8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是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而在2010年3月大旱期间，中国水电建设史上建设规模仅次于长江三峡电站工程的小湾水电站也在澜沧江上正式并网发电。
“一方面是各种大型水电站顶着国内外的巨大争议如火如荼地加紧建设，另一方面却是各种小型水库几乎没有进行过修缮，而比小型水库规模还要小的一些地方水塘，不仅缺乏资金修缮，更没有相应的科学管理。”有媒体指出。
社会资本在投资时的逐利，让主要以发挥近似“公益”作用的水利工程，在近年来的水利水电投资中，争取资本时占了下风。
水利水电一对矛盾体
“对于电站业主而言，水利工程收益低，可谓是‘公益’的，而水电是挣大钱的买卖、各电站的经济指标压力也很大，投资水电的商人趋向于发挥水电利益的最大化，少有愿意让出一部分利益的。”另一方面，杨勇指出，对于水电站而言，“发电”和“抗灾”对水的需求同步，是一对实实在在的矛盾体，“电站的库容量有限，大涝时期电站放水造成下游水量叠加，加大了危害；而在枯水季节，下游的水量减少的同时，用于发电的水减少，电站水库自然量入为出。”
“云南的水电开发综合利用搞得不好，对周边地区的工农业支撑不够。”云南省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谢承彧坦言，到省政协任职前，他原是云南省水利厅的厅长。
令人担忧的是，云南有专家指出：“目前允许开发的大江大河已经被水电行业‘占领’，即便想大力发展水利工程，也难有能插针的缝了。”范晓认为，除非由政府统一协调，有相关的政策导向，并且将其纳入招商引资的范畴，否则“水利是水电行业既得利益方不愿承担的责任”。
同时，“建立起联合调动的机制很重要。”杨勇分析说，目前云南境内的流域上电站、水库数量较多，但业主归属不同、利益集团多而分散，在水资源的调控上，“涣散”的水电企业需要相关职能部门联合调动、统一部署，“加之目前流域规划和水电开发分离，造成了恶性的循环。”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水电专家张博庭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由于我国目前的管理体制中，大型水电站的开发建设不属于水行政部门管理，而那些在大江大河上调控水资源所必需的大型龙头水库的建设，往往又都附属于大型的水电工程。“这样一来，似乎我国的大型水资源调蓄工程的建设，就出现了与水资源行政管理部门相脱节的情况。”
水电站的审批权限属于各级政府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局），在水电站开发建设的前期工作过程中，按照水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和《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专题研究报告，这些报告要通过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查，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复意见将作为发改委核准水电站的必备报件。“水行政部门对大型水利水电蓄水工程的取用水要有规范，但在水电企业的实际建设中，水行政部门所起作用却不尽如人意。”有业内人士指出。
“干旱对云南而言，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在杨勇看来，云南需要在水电开发上及时作出调整，“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社会对水资源的需求大大提高，如此背景下水电建设不应该仍一味追求大装机、大库容，水电的开发需要在合理确定河流的功能体系的前提下，兼顾生态，同时和工农业用水配比合理化，根据实际调整具体指标。”短视追求眼前水电利益的最大化，代价无疑是巨大的，“水资源紧缺的现状下，必然面临新一轮调整，一味追求大装机，未来或将造成惨重的损失，因设备能力发挥不足而造成浪费。”
规划下应同步配套政策
目前云南省工程性、资源性、水质性及灾害性缺水并存，一般干旱年份工程性缺水较为严重，极端干旱气候条件下主要呈现出区域资源性缺水，很多蓄水工程出现有库无水的现象。
在将水利和水电建设同步起来的呼声中，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的专家指出，建设具备水利功能的水电站，是一个系统、综合、细致的过程，在水电站前期设计阶段，需要分析流域综合规划或水电规划对河段开发的综合用水要求，并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要求及现场调查情况，分析电站的建设条件，研究电站是否具备承担灌溉、供水的能力，再明确工程建设的开发任务。
据谢承彧介绍，相关部门自2011年初意识到这个问题，当中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目前已经启动相关方面的工作。“利用大电站减轻云南的旱情确实是一条出路，当然同时要结合其他举措。”谢承彧认为，大型水电站应该承担沿江主要坝区城镇的供水，但对此不能盲目要求，“要综合利用也要考虑成本，高扬程、远距离的引水工程不明智，若周边地区居民点、农田较为分散，盲目引水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的专家也指出，省内大中型水电站水库基本位于大江大河上，具有来水量丰富，水库调蓄能力强，供水保证率高的特点。从理论上说，这些大中型水电站水库的水资源存蓄量可解决云南的缺水问题，“但由于受特殊的地形地貌影响，电站水库存蓄的水资源与城镇和经济区的布局不相匹配，比如人在高处、水在低处，电站位置和主要经济区距离较远。”上述有关人士同时指出，大中型电站向邻近地区供水应该采用自流和提水并用的方式。
“云南目前有这方面的规划，但国家扶持上也要有相应的政策突破，否则规划都是空的。”谢承彧强调，水利工程的支出应该纳入水电站建设的规划费用中，“靠地方财力来做这件事，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云南局部地区地质不稳，工程设施的维修需要较大投入。”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的工程师参与了省内不少水电站的规划设计工作，据其介绍，电站抽水解决邻近地区干旱问题，从工程技术上不存在大的问题，但提水项目的建设投资及运行成本相对较高，需要得到相应的政策支持。“在相应配套政策的支持下，发挥大中型水电站的供水效益，作为解决云南水资源时间和空间分配不均的重要补充。”
但值得注意的是，水库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丹”，遭遇干旱时能够解决的范围还是有限的，不能因为出现旱情就一拥而上。“解决的方法有很多，不应该仅仅是打水井、筑水坝。许多具体方法云南应该多向缺水更严重的地区学习，比如青海、甘肃等常年缺水的省份，甚至看看巴基斯坦、尼泊尔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的于晓刚说，“我们已经翻译了美国一本名为《超越水坝》的宣传册，其中收集、总结了世界各地五六十种应对干旱的方法，包括怎样获取水、怎样保存水等，是民间智慧的大汇集。”
“必须要警惕这次大旱过去后，水电企业会不会打着帮助抗旱的名义来鼓吹新一轮的大型水电开发。”于晓刚说，“那不能成为他们肆意开发大江大河的理由。”
“应减少‘西电东送’”
2011年10月，云南省政协组织了五个调研组，在昆明、曲靖、文山、大理、红河、楚雄、昭通、玉溪、临沧等9个州市，开展了全省水资源情况、抗旱保民生工作的专题调研。最后汇总的调研报告中，有一条建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西电东送’加剧了我省抗旱保民生的压力，应协调有关方面减少我省的外输电量，将1.1亿千瓦时的现有外输电量往下调至5000万千瓦时左右。”
“无论水电还是火电，发电越多，用水量越大，且火电厂大部分都集中在旱情严重的滇中和滇东北地区，这进一步加大了干旱地区的供水缺口。”谢承彧也参与了此次调研，他分析说，西电东送目前日送电量1.1亿千瓦时，占云南全省全部发电量的1/3，按上网电价0.36元/千瓦时和省内居民用电0.5元/千瓦时计算，自2011年11月至2012年5月底雨季到来前，西电东送将导致云南直接经济损失30多亿元。
“国家应该给予相关的政策倾斜，比如像黄河的能源开发政策那样，产生的电能按一定比例留给当地自主安排，以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能源所在地居民按零售电价使用商品电，价格高于协议上网电价，这在谢承彧看来非常不合理，“大型水电站所在地区的居民用不起电或电不够用，受灾地区输出了能源，却得不到支持。”
调研回来后，调研组在写成的建议案中指出，西电东送是在压抑云南现有生产力情况下向东部沿海城市输送电力，使云南现有工业企业的正常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同时由于上网电价过低，发电带来的环境影响得不到合理补偿，导致的环境破坏需由贫困地区承担，能源输出后环境修复问题留给了生态脆弱的云南。“这跟‘兴水强滇’的战略是违背的，在能源的分配上，留给云南的实惠并不多，帮助了东部发展，却没有‘强滇’。”
“能源开发是要扶持老百姓致富，但其实留给当地的税收是寥寥无几的。降低能源输出地的使用电价，帮助当地发展经济，才应该是引进水电项目后在地的优势。”尤其是在普遍受旱的大环境下，谢承彧希望国家在相关政策上能有突破，让有条件的水电企业帮助受灾地区抗旱，同时将支持人畜饮水、农业灌溉用水的水利设施纳入水电项目的建设目标中。
“目前从国家的能源需求来看，水电产业的规模已经超过经济发展的步伐，部分生产的电有剩余，一些地区出现推动高耗能产业的导向，这是不合理的。”范晓最后说道。
“水利欠账”，自2009年云南遭受干旱以来，这四个字便被人们反复提及并不断反思。对云南来说，水利发展的历程和中国其他省份有很大的差异，再加上这里独有的气候条件和特殊的地貌特征，让云南在近3年来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口渴”。在过去100年里，云南的“找水”之路一直未停止过，只不过每个时期的水利发展方向和力度都大相径庭。看看云南在水利建设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存在的不足，或许能为我们未来的水利设施建设带来一些启示和警戒。
清朝后 我省水利建设萌芽
云南首个真正意义上的水利设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无人知晓，不过据史料记载，直到清朝后，水利工程才开始在云南得到重视，并展现出了一片方兴未艾的局面。
记者在查阅《雍正年间云南水利史料》时发现，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内地化进程加快，这股风潮影响到了云南，使水利技术、农耕技术在云南迅速推广。正是由于水利工程对农业种植的重要性，因此在当时得到了朝廷、官员及民众的高度重视。雍正年间的云贵总督鄂尔泰认为，“云南跬步皆山，田少地多，忧旱喜潦……一遇愆阳，即顿成荒岁”，请求添设水利官员，雍正十年（1732）审议核准，云南各州县凡有水利之处，并在各级官员加水利职衔，专理境内河道沟渠。更有趣的是，由于清朝地方官均将兴修水利视为政绩之一，云南出现了兴修水利的高潮，大小不一的水利工程遍布于各府州县，各地方志亦设“水利”分目，水利工程的实绩载于各官员的政绩及史册中。
清朝后，云南各地几乎都修建了大小不一的沟渠、堤坝、闸岸和堰塘。各地水利工程的兴修、续修、维护、治理等，不仅使民众受益，田地得溉、粮食丰收，赋税也随之增加，农业得到了发展。这些遍布于各府厅州县的水利设施保障了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稳定了新垦土地的收成，在粮食的增收、保收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过让人遗憾的是，云南人并没有意识到修建水利设施时给生态系统带来的巨大创伤。水利工程中日益严重的泥沙淤积成为生态灾难暴发的表象之一，并以河道沟渠反复壅塞的方式在生产和生活中呈现出来，水利设施疏浚的次数增多、周期缩短，清朝云南水利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水文生态灾害志。
大跃进时期 水利成就恩泽后代
在历史长河中，云南水利建设始终停留在萌芽状态，一直到1957年，云南省下发了《关于令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运动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记者发现，这份《报告》出台后，云南成立了以分管副省长为总指挥、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水利建设指挥部，并要求在全省掀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大跃进”所取得的成就，在云南的水利建设历史上是罕见的。就拿当时投入的劳动力来说，至1958年1月，全省兴修水利的出工人数每天高达200万人左右。动工修建的较大型水库、水渠工程就有21件，其中坝高在30米以上的水库有6座。据相关资料显示，当时开源大庄水库坝高50米，比同时期全国有名的北京官厅水库还高5米。但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人们甚至提出要原来10年实现全省水利化的计划要在3年内完成；3年要为蓄80亿至100亿立方米水奋斗；3年内基本消灭平坝区和半山区旱田、旱地、荒地及改山区坡地为梯地1000万亩的宏大目标。全省的水利运动，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向前跃进，过去时几十年修1000万亩水利，现在是1年修1200万亩。“大跃进”的三年，全省共完成土石方11亿立方米，建成了中大型水库和引水渠道工程435件，是中国成立前总数的4倍，是云南解放以来8年的3.7倍。现在来看，一些大型水利工程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松华坝水库，于1959年7月竣工，当时涉及总蓄水量为6640万立方米，可供10万亩农田灌溉。另外，3年中，有的地区已初步形成了永久性骨干蓄水工程为主，大中小蓄引结合、长藤结瓜的灌溉网，至今仍使我们受益匪浅。
然而，这种拔苗助长的发展方式很快就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在3年大跃进运动期间，云南农田水利建设中存在着缺乏科学计划和组织领导，计划指标严重脱离实际，制定和实施政策不合理损害了人民群众利益等问题和教训。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感谢那个时期为云南农田水利建设打下的基础。在3年连旱开始后，我们发现在发挥作用的很多水利设施，都是那个年代修建的。
改革开放后水利向水电悄然倾斜
“大跃进”后，云南开始对农田水利建设进行调整和反思，并提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必须严格控制，主要是修整一些小型水利和必要的、费工不多、当年收益的大中型续修工程。其中特别强调：“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是云南省农业增产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今后仍将继续进行，但必须采取大力压缩的措施。”正是受这种政策方针的影响，云南的水利建设进入了一个相对缓和的时期。
随着全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云南的城镇生活和工业用水也快速增长，城市的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全省约70％的城镇面临缺水。由于城市用水主要依靠挤占农业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解决，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和农业缺水现象日益突出。同时，我省主要经济区大多分布在大江二、三级支流的上游末端或分水岭上，资源性缺水矛盾也日益突出。如处于泸江、普渡河、南盘江等流域的我省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由于人均占有水资源量较少，开发利用率虽已达到或超过50%，但仍无法解决供需矛盾。如昆明地区，供水矛盾十分突出，并一跃成为全国严重缺水的城市之一。
尽管我省有蓄水工程约5万件，但大中型及小（一）型水库仅占2%。从调蓄能力上讲，骨干蓄水工程太少，中型以上仅149座；从供水分布上讲，我省大多数平坝还缺乏骨干蓄水工程，全省128县区有53县无中型水库，有些县连小（一）型水库也没有；从保证率上讲，我省蓄水工程除中型水库外，其余还不能满足一般干旱年的需求。
然而，云南在水利建设方面的思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省一些水利专家表示，过去修水库是为灌溉，为防洪，而改革开放后，水利投入逐渐向水电倾斜。这种变化不难理解，因为水电可以赚钱，可以带来大量的财政税收，而以灌溉和供水为主的水利工程既浪费时间和资金，同时也很难短期内获得收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水电开发的思路，使得大大小小的水库变成了水电利益集团，能够发电的地方纷纷上马蓄水，而以灌溉和城市供水为主要功能的水库却被冷落一旁。
应时而上的“滇中调水”
上世纪末，云南用水的矛盾终于爆发，云南水利建设一直受到投资不足的严重制约，水源工程底子薄、基础差、欠账多，工程性缺水、资源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并存，尤以工程性缺水最为突出。特别是在城乡生产生活用水需求不断增长的趋势下，我省水资源短缺矛盾日益尖锐，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为扭转局面，在2001年，云南省提出了将2件大型、48件中型水库建设打包统称的“润滇工程”战略计划，并上报国家。
在“润滇工程”提出的前三年，由于资金缺乏，“润滇工程”处在非常尴尬的位置。据披露，2004年，由于资金严重短缺，大部分在建项目靠赊、贷、借勉强维持工程进度，已处于举步维艰的困境。仅“润滇工程”已开工建设的21件大中型水库项目，工程总投资29亿元，2001-2004年各级安排和筹集的资金只有8.5亿元，根据工程建设规模和初步设计批复的建设工期，这批工程将在2005-2007年逐步完工，资金缺口高达20.5亿元。好在“润滇工程”资金捉襟见肘的情况在2007年后开始好转。2007年，云南省水利水电建设完成投资103.2亿元，首次超过100亿元。2008年，水利水电投资进一步增加到146亿元。2009年，云南省全年完成水利水电投资达206.8亿元，超过200亿元关口，这一年，加上后来添加的项目，54件“润滇工程”才实现全面开工建设。
从2009年一直延续至今的干旱，让云南人不得不郑重考虑：“如何从金沙江调水来解决以昆明为中心的城市工业发展和农业用水。”也就是人们一直都在讨论的“滇中调水”工程。滇中是旱情最为严重的地区，滇中4市的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7.4%，经济总量占该省总量的57.8%。可喜的是，“加快建设云南滇中调水等调水工程前期工作”的内容于去年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中，人们希望这一重大的水利工程能让云南缺水的状况得到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