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子罗，悬于怒江上空的废弃县城，面对高黎贡山，在迷雾里若隐若现。东方IC
在八角楼前玩耍的孩子们，这栋建筑曾计划建成图书馆。 云信记者 夏德锐 摄
破败的医院，标语仍在。云信记者 张海潮 摄
曾经的机关大道，只有家禽闲庭信步。 云信记者 张海潮 摄
迷雾中的知子罗
怒江上空、碧罗雪山腹地一座废弃县城，时光似乎定格在24年前，知子罗，成为中国都市图变之前的最后模板。但这不是一座废城，习惯了以城市为中心主导的人们，需要拨开迷雾，才能了解里面最生动的故事。
知子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的9个怒族村之一，坐落在碧罗雪山海拔2023米处的山梁上，比怒江高1000米。
它历来是怒江通往内地的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新中国成立后，怒江州府和碧江县府都设在这里。随着怒江边公路的开通，知子罗渐失中心地位。1973年，怒江州府下迁到六库镇。1986年，因县城处在巨大滑坡体上，碧江被撤销县制，归并到泸水和福贡两县。县城被拆除一半，成为知子罗村委会，居住着800多名农民和城镇退休人员。
周日下午4点半，知子罗基督教堂的百余名信徒做完礼拜散去，还有一个戴棒球帽的中年男子在低头弹琴。叮叮咚咚的琴声飘向教堂外的迷雾，迷雾又穿过十字架下的大门和挂着包谷的窗户进了教堂。男子浑然不觉，依然埋头敲打键盘。他为什么还不回家呢，是表达对上帝的无上眷恋，还是像这迷雾般缭绕的忧伤？
一个穿着拖鞋、裤脚沾满泥浆的小男生，背着书包走进来。“上几年级了？”我问。他含羞一笑，兔子般跑了出去。很快他又回来，带着一个衣着干净的更小男生，旁若无人地穿过走廊，绕过讲台，对我同样的问询充耳不闻，呵呵笑着又跑开了。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我轻声念着墙上的字句，男子终于抬头，给我一个友好腼腆的微笑。他今年40岁，离了婚，是山上搬到这座废弃县城中的傈僳族中的一个，感恩节就要到来，他正在为各教堂赞美诗歌唱比赛做准备。他拿出一本傈僳文赞美诗集，翻到他弹的那一段，但无法用汉文说出它的意思。
雨下大了，雾气涌进来，衣着干净的小男生再次现身，后面跟着个更小男孩。两人摸着一排排凳椅，磨磨蹭蹭地凑过来，更小的男孩手里拿着一把草，放嘴里使劲拉扯着，一边挑衅般盯着我。等我想起该怎样与他们搭讪，他们已经带着那个秘密走出教堂，连同外面的老楼、街灯、大树、山峦、人和牛，一齐隐在了茫茫迷雾中。
消失的碧江县
拨开云雾，我们看到1000多年前，远古氐羌系统中的一支乌蛮部落后裔，正越过碧罗雪山，从澜沧江两岸来到怒江上空的知子罗繁衍生息，他们自称“怒苏”，是碧江怒族的起源。更早时期，他们的先辈由中国西北向西南迁徙，大约从隋唐开始，再从四川凉山地区和云南丽江地区逐渐西迁到兰坪澜沧江流域。
知子罗是怒江峡谷早期仅有的几个集市之一。居住在更高处、同为乌蛮部落后裔的傈僳族下来赶集，用傈僳语称赞它“知子罗”，意思是“好地方”。
作为怒江通往内地的重要驿站，它经历过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多重统治。1912年，云南地方政府派遣怒俅殖边队进驻这里，设知子罗殖边公署，1916年改为知子罗行政委员公署，1932年改设碧江设治局。1949年碧江和平解放，1954年成立怒江傈僳族自治区(后改为州)，县府、区(州)府都在知子罗。1959年7625部队的团部也设于此。这里，曾一度是怒江流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随着1962年怒江第一条公路(保山瓦窑-碧江)和1973年碧(碧江)福(福贡)贡(贡山)公路的通车，知子罗显得孤悬于碧罗雪山之上。它的诸多短板，如地域狭窄、交通不便、蔬菜供应困难等逐渐显露，人马驿道仍然是这里通往内地的主干路之一，居民需要的盐巴、布匹、食物很多还靠马帮运输。
1973年，怒江州府迁驻山下怒江边的泸水县六库镇，知子罗仍为碧江县府驻地。而数年后日渐显露的滑坡危机，最终改变了碧江与知子罗的命运。
1979年9月20日至10月6日，碧江连续16天大暴雨，造成60年来最大的洪灾，全县死亡23人，重伤16人，县城北部和南部出现多处滑坡和开裂，最长的达50米，下陷1米多。12月，省革委会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实地勘察，认为县城不宜再上新建筑。县革委会统计，涉险地带有48栋房屋、672人，于是提出把县城搬到山下的亚谷。当时，各单位已被领到那里划分地盘，但是次年春天，桃花雨不断，泥石流把亚谷河西一带冲得一塌糊涂，州委坚决不同意在这里建县城。
1980年4月，碧江再提县城迁址，请求搬迁到邻县泸水的双纳王底，获得省长办公会议同意。但不久一阵暴雨后从坡顶冲下一大股泥石流，省委几经研究，决定碧江县城暂不搬迁，要就地治理。于是从1982年至1983年拨款74万元，修造地表排水沟和挡土墙，但这只涉表层而不及本质，岩性破碎及岩质风化难以制止，滑坡迹象反而越来越严重。
及至1985年，在时任省长和志强的过问下，省里再派专家对碧江县城进行全面勘察，发现这里有三组滑坡梯，县城处在风化带、地震带和滑坡带之上，原来修建的挡土墙不能阻滑，反增压力，县城的建筑物更是加重了滑坡的危险。
同年12月，碧江第三次提出搬迁县城，这一回，州政府点了头，但1986年5月29日，省长办公会议做出的决定是———撤销碧江县制。1个月后，碧江县五套班子领导全部被请到昆明开会，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史富相在回忆录中写道，“碧江撤县的决定我们一时难以接受，大家纷纷发言要求不要撤销而给予准许搬迁，但省政府领导反复对我们说撤县问题已成定局。其原因是说，……自从修了公路，州府搬迁到六库和部队调防离开后，碧江县城变成了死角，失去了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况且，现在滑坡加剧，在县内又无容纳一个县城的理想之地。省委省政府的设想是，县制撤销后要重点加强公路沿线乡镇的经济文化建设，使其尽快地发展和繁荣起来。”
时任省长和志强告诉大家，“碧江县城我亲眼看到了，是南北滑坡体，迟早会滑，人工难以治理。”
1986年9月24日，国务院发文同意云南省政府关于撤销碧江县建制的批复报告，碧江县所属的5个区，分别划归泸水县和福贡县。
撤离与涌入
碧江三度提出县城迁址，最后却出人意料地被撤销县制，前后历时7年。尽管早有专家提出不能再新增建筑，但这7年间，碧江一边要求择址再建，一边又在上马新楼。
知子罗老村支书李忠雄回忆说，撤县时，特意从大理请工匠打造的县城新景观———八角楼才竣工不久，名为图书馆，却还没来得及放进一本书；县进修学校才搭起2层的支架，门窗还没安上就全拆了；4层的工商银行大楼才启用1年，后来知子罗村公所进驻办公，只占用其中几个房间；可容纳千人的电影院才放了3天电影，就沉寂下来，不久拆了给山下两个乡各建一个中型影院。
在北川县城和舟曲县城先后遭遇地震“包饺子”和特大泥石流倾覆的悲剧之后，在德钦县城还在为搬迁举棋不定之时，许多人回忆起来，其实碧江县城早有先见之明。
早在1954年，怒江建州时就想把州府设在福贡，但十四军军长李成芳不同意，原因是当时境外有“蒋残匪”，若路堵了就无法退回来，遂把州府定在知子罗。1956年，碧江县城欲迁到亚谷，但州委不同意，盖好的房子也废了；“文革”前又想搬去匹河，并盖了一幢长房，最后还是落空。
但是，许多知子罗村民认为，县里没真打算迁址，滑坡也不会真的发生，那只是县里为争取建设改造资金而强调的一个概念，想不到最后弄巧成拙。
而转眼即是1987年，知子罗的居民开始心情复杂地下撤。
当时碧江县级机关和中央、省属企事业的干部职工及工人共有1086人，411人去了福贡，466人去了泸水，其余的离退休外，一部分人分到州级机关工作。碧江中学的高中教师全部归拼到福贡第一中学。县医院的医护人员和全部财产划给古登乡东风医院，后来成了泸水县第二人民医院。到8月底，撤县搬迁工作全部结束。
县城开始被知子罗村公所接管，住在县城周边的知子罗村民纷纷涌入。由于处在县城南北滑坡带上的所有房屋全部被清拆，住在上面的170户农民共738人搬到县城中间安全地段，住进县里留下的瓦房、平顶房和楼房，其中包括猎人黄金斗一家。他们曾多次被县城驱逐：新中国成立前他家在国民党衙门口，建人民公社时被下令搬到知子罗村大队；县城扩张了，命他两度搬迁，先后盖起商业局和水电局；最后，县城遗弃了，他才重新回到这里。
在自愿和鼓励政策下，村里有46户246人也随着迁徙大军进入山下的城镇，每户有3000元住房补助金和1000元生产扶持金的奖励。他们大部分是从碧罗雪山东面迁徙而来的白族后裔，对非土著而言，再迁徙一次又何妨？
省政府下拨了68万元搬迁安置费，为了平衡关系，知子罗村公所还友情赞助了隔壁老姆登村几万元。
全村13个村民小组，除了知子罗下村两个组处于安全地段，其他11个组(包括在外工作的本籍人员)都获得了分房的福利。这时，地处边疆、经济尚十分不发达的知子罗村跑步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按瓦房每人1门、楼房2人1门的简单方式，不管这个门头后面是否还有套间。于是，州长办公室燃起了木柴，银行保险库里唱起了歌，新华书店里众人在猜拳喝酒，武装部里一对新人刚入洞房。
老村支书李忠雄那时在村里当干事，每天忙着分房，县工作组组长照顾他，就把原部队团部副团长住的两层砖木结构小楼分给他。褚红色的门，明亮窗玻璃，原色木地板，老李一家子刚住进来时还不太适应。前几年房子漏雨严重，儿子嫌屋瓦朽旧，要用木棉瓦替代，老李坚决不同意，宁愿花8400元去翻新。他觉得还是老的好，就像这屋里的铁杉木板，虽有半个多世纪的年龄，也是新木比不上的结实。
尘封于1986
下午5点，知子罗小学放学了，当年部队司令部遗留下来的这幢木楼威严而落寞，实验室的仪器布满了灰尘，挂着团支部木牌的屋子空无一物，走廊尽头的教室被风雨侵入，教师也不见踪影，任凭卧室的门敞开着。四周如此死寂，只有我的脚步声在走廊上回荡。
当我踏上楼梯去往三楼，脚下的木板突然发出沙沙的响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我第一反应是楼梯要塌了。这时，一条大黄狗突然从楼梯拐角处跑下来，原来是它制造的动静，当时却把我吓得大叫一声；狗也被吓着了，嗷的一声转身就跑。
我们都是这个大楼的闯入者，这里自有它的生命，可是死一般的寂静欺骗了我们。英国科学纪录片《人类消失后的生命》预测，如果人类突然消失，动物将很快占据城市，像人类当年一样四处走动。现在，这个虚拟画面似乎重现在知子罗。
雨雾中，这里看不出800多人聚居的生活痕迹，即使天晴，街上也人烟稀少，最热闹的依次是，周日的基督教堂里，周四的街子(赶集)天，以及每天中下午20多个孩子放学回家时。他们到底去了哪里，是外出打工、走亲戚、做小生意，还是去了包谷地里，去后山打猎、采药，或者就都在家围着那永不熄灭的火盆？我在知子罗3天到处闲逛，却始终解不开这个谜。相反，狗在街头打闹、交媾、大喇喇睡懒觉，鸡在院子里捉虫、打鸣，猪在栏里哼哼进食，似乎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工人俱乐部的五个水泥大字还在，拼音上的黄色油漆尚未完全剥落，犹听见会议室里工人代表“团结就是力量”的铿锵发言，今日走廊已被砌墙隔开，墙角晒着包谷和红辣椒，唯独不见房主们的身影。
部队司令部前灯光球场的4杆灯再也没有亮过，旗杆光秃秃的再无红旗招展。“文革”中建起的舞台两侧，闪着光芒的毛主席头像和“忠”字清晰可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和“打倒某某某！”的怒吼相继传来，可是矗立山头向远方挥手的巨大毛主席塑像已在一夜消失。原址建起八角楼，也叫望江亭，昭示面对新时代的胸襟，可如今空空荡荡，空心铁栏杆被村民拆去做猎枪，窗玻璃被淘气的孩子打碎。后来修好了，收门票10元一张。再后来，也没人收了，可径直登顶抒怀。
县委和县政府办公楼尚在，都是两层高，青砖灰瓦木地板，里面住着傈僳族人，但我只在政府楼找到一个烤火的老人。他戴着绿军帽，穿军裤、解放鞋，是个孤儿，60岁还是单身。他领着我参观，墙面都被烟火熏黑，二楼有个房间的门框被卸下，里面没住人，只有漏雨打湿的地板。这里已看不出是当年的政权所在，倒像是西方电影里的贫民窟，阴森骇人。
知子罗，怒江流域曾经的中心，它现在只是一个拆去一半的废弃县城，福贡县匹河怒族乡下面的村委会，一个在地图上不一定标示的小点，悬在怒江上空1000米，对着高黎贡山，在迷雾里若隐若现。撤县24年，这里很少起新房，人口也只增加了一两百人，东往的驿道被野草遮盖，西向怒江的唯一弹石路去年才铺上柏油。
经历过大拆迁和城市化扩张的都市人，能在这里找到逝去的童(少)年记忆。知子罗，就是中国都市图变之前的最后模板，是比贾樟柯电影更早的小县城情态。正如当地想把它打造成“记忆之城”所期望的那样，外地游客和一些曾在这里工作生活过的人，常不辞辛苦前来追思怀旧。
与知子罗尘封在1986年不同的是，六库已不是1973年州府搬去时的那个农业小镇，而是高楼林立，车流拥堵。李忠雄的表姐去了那里杀猪，表妹做点小生意，生活远比他好，几个儿子都考进了大学，有个还在北京读博士后，据说是研究导弹。福贡县城也跟内地高速扩张的县城一样日新月异，宾馆里从不愁客源。 当年，知子罗村民在得知撤县时，已能预知到这种对比。退休教师李正清说，那时大家觉得不公，让几个老师带着签名信去北京反映群众呼声，但无济于事。搬进县城时，大家都觉得“空虚”，“以前一根柴火、一把白菜都是钱哪，现在卖给谁呢？要赶集必须去匹河乡，还不一定能把车费赚回来。”
省长当年“迟早会滑”的定论还未变成事实，仅在2005年“3·5”雪灾中村庄南北滑坡体出现地陷。人们没有惊恐，反而在地陷附近建起了教堂，我跑去看，刚参加完礼拜的人们鱼贯而出，带着谦卑而满足的笑意。
现在的知子罗，没有班车，没有邮局、电信公司、银行，警务室是“做样子”的，回乡定居的退休老人必须去山下的乡信用社，才能领取退休金。拥有百多名学生的小学，现在只有20多人，很快就要撤销了。现任村支书施一米说，这里是一个被忽略的死角，争取通公路去兰坪的报告提了好几次都无下文，上级资金很少下来，反而是他们曾经帮助过的老姆登村，因为是怒族文化村得到扶持，开起了五六家农家乐。
我记得刚抵知子罗的那个雾天的下午，同事开车把我送到村里唯一一家小旅馆前，然后就急着离开了。旅馆门锁着，老板和老板娘都去了教堂，他们瘫痪在家的母亲隔着窗户，用浑浊的眼神看着我。雾气弥漫开来，街道和房屋影影绰绰，找不到能帮我的人。那时我已初步体会到，被遗弃在冷山上的人们是何种感受。
“废城”主人
废城，这是外界对知子罗常用的称呼。
人们看到一群农民住进了威严的政权大楼，牛和猪在曾经晾晒着雪白床单、盆里养着鲜花的家属楼里栖身，觉得这是一种巨大反差，为知子罗作为一座县城的曾经荣光和现在的沦陷而遗憾。他们懒得去了解和理解生活在这里的主人，甚至还不知道这里已是一个村委会建制，还以为农民们趁着撤县的混乱，吹着得意的口哨纷纷抢占大楼。
对知子罗的新主人来说，他们只是住进了远比木楞房更宽敞、结实的楼房，过的却还是木楞房里的传统生活方式。到处是烟熏火燎的痕迹，喝酒的杯子永远是脏兮兮的，县府院子里被竹篾搭建的火房、菜园、杂物间和泥泞的小路占据，住在武装部的妇女冒雨在屋外的自来水下洗碗。几个男子喝醉了酒，在屋子里伴着卡带的歌曲大吼：“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我推门进去，没有灯，他们从火塘边热情迎上来，没聊几句，其中一人伸出手说：“兄弟，给我2块钱买酒喝！”
村支书施一米说，除了房子稍好些，村民跟以前没有什么变化，“叫他们不要在楼里养猪养牛，他们也不听”。24年里，因为再没有领工资的清洁工，下水道淤泥日渐累积，最后把涵洞堵塞；街上的垃圾只好由村党支部发动党员，每月打扫两次，堆积在后山，却没有钱运走。直到一个月前，村里从上面申请到一笔茶水费，把垃圾装了满满300多车，全部清理下山。
一个曾经由国家掌控一切的城市，突然交给一群还在打猎和传统耕种，大集体已经消亡、现代自治意识又未树立的农民，结果就是知子罗的现状。它其实一点都不滑稽，滑稽的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极端对立：城市远比乡村获得更多资源和机会，如果失去城市荫庇，乡村将陷入困境，失去尊严。
实际上，知子罗是匹河怒族乡9个怒族村里经济较好的一个，由于曾经依傍县城，这里的村民多会说汉话，思想相对活跃，出外打工的多，是其他交通不便的山村羡慕的对象。废弃的县城建筑，既映衬出人们的失落，也观照出城市文明隐约的影响。
24年前，政府为了改善高山上民族的生活条件，特意把大岩房、达罗两个自然村的31户傈僳族搬进县城，与170户怒族住在一起。他们历史上同为一个族源，也能互说对方的语言，但傈僳族刚来时，怒族还是有些敌意，认为对方瓜分了自己的田地，一些老人也劝自己的孩子不要和对方谈恋爱。但年轻人不理会这些，有两家异族通婚了，等于一大片都是亲戚。随着通婚增多，全村人都成了亲戚，再不分你我。怒族人去世，傈僳族会去主动帮忙，用精良的手艺做棺材、盖坟墓，也得到了怒族人的尊敬。
七八年后，留在达罗观望的最后15户傈僳族也全部下迁。现在，他们的习俗和汉人差不多，以前还会过傈僳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阔时节，后来和怒族一样，过汉人的春节了。
怒族占全村人口的70%，傈僳族是20%，白族和普米族分别是5%，因此在每届村委会班子里，干部多为怒族，这让傈僳族有些不满。另外不满的是，由于他们是外来者，只能在原机关、学校留下的地里种粮食，或者把南北滑坡体上的建筑废墟清理干净，改造成耕地。即使这样，他们每户只有几分耕地，很多人要租种怒族人的土地。
他们的土地还在原来的村庄，但路途遥远，很多已经荒废，房屋久无人住，多已朽塌，成为真正的“废城”。大岩房，知子罗以东约5公里，连接怒江和澜沧江的其中一条茶马古道，就从这里的岩洞经过，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岩洞里的火与茶马古道的历史一样久，数百年不灭，火塘的灰烬深近2米，路人不需携带火种，把火灰扒开即能引火。现在，村里只生活着几位老人，在此种包谷，放羊，养蜂，冬天才下山与孩子们住在一起。
达罗村在更远处的山梁上，从知子罗来回要7小时，现仅有一名老人，孤独守着他的核桃树。正如纪录片《人类消失后的生命》所断言，“在20年之内，狼和熊将成为地球上最‘适者生存’的种类之一。”达罗也成了狼、熊和猴子的天下，不但粮食无法收成，连山羊和猪都养不成，老人的口粮全靠儿子骑马送上去。森林已经包围和入侵了这座曾经的山村。
这些故事，是习惯了以城市主导为中心的人们所看不到的，因为他们已经把知子罗当成废城，而忽视了城里新主人的喜怒哀乐。我在知子罗住的3天，总是云雾缭绕，辨不清它的真面目。从怒江公路上仰视，这里简直是仙境，让人颇生向往，就像在知子罗看着对面高黎贡山上同样被云雾缭绕的村庄一样，惊叹怎么会有这么美丽却难以到达的地方。实际上，到达不是难事，难的是摒弃偏见，走进云雾的最深处。
南都记者 袁小兵 云信记者 马伟智 发自云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