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从村学放学回来的姐姐总捧着一本小学二年级的课本走在乡间小路上朗读着，我虽然对她读的那种语言很感兴趣，可我那时终究还是不操汉语的半山村人，尽管听得津津有味却不知道她究竟在念些什么内容，直到她念到一篇《骄傲的孔雀》时才令我大开眼界。虽然我不识字，但课本上的图画终归是看见了，画中的孔雀实在是美极了，确切地说，我也说不上来这只孔雀到底美在哪里，可能是因为物以稀为贵的缘故才会让我如此记忆犹新吧！
那时在我幼小的心里，父亲是一个无所不知也无所不能的高人，于是我开始三天两头缠着父亲，非要他给我弄来一只孔雀不可。父亲告诉我：孔雀都生活在山上，很少下山来到村里，但是只要遇到下雪天就有可能下山来到村子里寻找食物，它生怕被人发现了以后逮了去，所以往往只是在人烟稀少的村尾转一转。他还说等我们长大了走出大山，村里只剩些老弱病残的时候，孔雀就有恃无恐了。
当时我失望了，酷热的江边一线怎么会下雪呢，看来抓孔雀是没有希望了，更何况它只出现在人烟稀少的地方，这里挨家挨户的哪来的孔雀啊！很多年后我上了初中，才开始有另一种领悟：其实孔雀的生活习性我至今也不清楚，倒是父亲的话却正应了“门可罗雀”这个成语。每当回首往事，我总是掂量不出父亲的“门可罗雀”之外含有多少的无助和辛酸，有多少被冷落的情绪。
我确实难过了好一阵子，不久后，一个叫李学忠的半知识分子来到村里宣传，说是一连几天都要在林育局里放电影来满足老百姓的精神生活，父亲答应带我去看电影，我这才把抓孔雀的事情开始忘怀。
电影对群众们的诱惑是无法形容的。放电影的头一天晚上，家住上海村二队的刚满十三岁的小姑娘阿兰吃过晚饭后才开始从家里出发，从上海村到林育局至少也有八公里的路程，这对十三岁的小姑娘来说可不是容易的事，更何况是晚上，一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免让人心生恐惧。阿兰走出村的时候，月亮已经明亮地挂在了天空，四周一点声音也没有，阿兰开始有些不安起来，于是开始使劲用手擦碰头发，头发上迸出许多光点，还发出“啧啧”的声音，这下阿兰不害怕了，她清楚地记得奶奶生前说过，晚上要是害怕，就用手擦碰头发，神秘和东西见到亮光就吓跑了。阿兰还唱起一曲《栽秧调》，这首近乎失传的民谣音乐复杂，阿兰却能把整首歌掌握得如行云流水。
后来阿兰说道她那晚很兴奋，只是回到家里时崭新的布鞋走出了两个洞，结果被母亲唠叨了三天三夜。
放电影的地点选在了林育局的球场，等父亲背着我赶到时，电影放映已有一会儿了，我记得当时除了无数个伸得老长的脖子以外就再也没看到什么。我上高中那会儿，班里有个个子不到一米五的女生，每到星期一升国旗的时候她总喜欢站在中间，结果四周的同学都比她高出许多，那时地理老师常常讲到四川盆地的地势是中间低四周高，于是大伙给这位小妹取了个外号叫“川盆妹”。其实那晚在球场看电影的我才是名副其实的“川盆弟”。
父亲索性把我抱到他的肩上，这回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了。我看见两个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把一个强壮的中年男子绑在床上用汽油活活把他烧死。父亲说那男子是个汉奸，他把鬼子引进村里把村里的群众全杀了，他的两个小孩虽然年纪尚小却也知道大义所在，于是趁父亲熟睡，把他的手脚绑起来活活烧死。
我们回到家时已经是深夜两点了，父亲把背上的我交给了祖母，自己一个人照例到村尾的粮厂里睡去了。
第二天早上九点，太阳暖洋洋地照耀着这个祥和的村子，村尾那个闲不住手脚的小伙子五寿山扛着锄头经过粮厂，见父亲沉沉地睡着便想捉弄一下父亲。他从附近的水沟里抱来两块大石头，抠去冰块把冷冰冰的石头放到床上。大约中午十二点，五寿山从田里收工回来，见父亲依旧趟在床上，他有些害怕地走上前去摇了几下父亲的身子，父亲糊里糊涂地应了一句：别动，快看，鬼子要进村了！五寿山摇摇头，欲想把两块石头拿开让父亲再好好睡会儿，怎料得那两块石头早已被父亲捂得暖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