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夫叫李富荣，十六岁那年，中越边境冲突不断，在当副乡长的父亲的反复劝说下，放弃了放羊、犁地的生涯，响应国家“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号召，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胸戴大红花在喧嚣的锣鼓声中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在短暂的集训之后，二姐夫被分配到原昆明军区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二营五连当了一名司号员，姐夫所属部队的战时番号是三五一○七部队。那时候我还太小，没有能力记住看见和听见的事情。后来通过查阅一些残缺的资料，我大概知道了姐夫的部队在自卫还击战中大致经历，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在人类梦想着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瓜分世界的火热年代里，当德国人被彻底击溃，昔日的盟国美国和苏联成为意识形态阵营的两大巨头，明争暗斗，冷战频繁。远在东方的亚细亚也难以逃出争斗的漩涡。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在亚洲的斗争，将东亚小国朝鲜推上了前台。首先是金日成想把李承晚政权赶下大海，进而引发联合国军涉足朝鲜半岛，并将金日成政权一路北逼至鸭绿江东岸数十里之遥。中国被迫参战，战事经历和结果已经写入我们曾经学习过的教科书里，不必赘述。
朝鲜战争结束不久，美国与越南社会主义革命阵营的胡志明政权发生战争，中苏同盟为越南社会主义革命武装提供军事支持，称为“援越抗美”，战争从一九五五年开始至一九七五年全面结束，历时二十年。终以美国撤军和南越政权瓦解而结束。而关乎姐夫战场的事件则从中苏珍宝岛战争开始。
一九五三年，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辉煌一时的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执政苏联，否定斯大林的政策路线，追随斯大林的共产国际随即发生震荡。苏联政权急于实现其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控制，并不惜武力干涉他国，由此爆发“匈牙利事件”，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需要实现真正意义的独立自主，这就需要摆脱苏联对中国社会、科技、经济、教育的多方面控制。双方矛盾逐步升级，并从口舌之争，最终上升至一九六九年三月在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昔日的同盟阵营国，转眼成为敌对国家。
由于中国改变外交策略，与美国建交。越南社会主义政权在苏联的鼓动下，开始敌视中国，并于一九七八年武装入侵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瓦解。就在这一时期，在苏联的暗中支持下，越南信心膨胀，谋求建立以越南为主导的“印支联邦”，并调转枪口向中国西南边境的边民实施骚扰，边境摩擦和冲突不断升级。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国对越宣战，称为“对越自卫还击战”，战争分别由中国的西线云南省和东线广西壮族自治区两个作战方向，分三个阶段进行。云南省作战由临时调任的熟悉越军战法的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指挥，广西壮族自治区作战由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姐夫所在的三五一○七部队属于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参与了西线作战。
和姐夫同一年入伍的相邻较近的老乡有两个，一个是叫李有发的傈僳人，一个是姓唐的汉族人，在维西县分兵时，李有发被分配到怒江边防检查站，据说是去守卫一座大桥。姓唐的汉族人参与了自卫还击战，到前线被炮火炸断一只腿，高位截肢后被送回维西县残疾人联合会安排了一个工作，我后来在县城读书期间，经常看见过这个退役军人的身影，印象中一直穿着绿色的军装，只是没有了帽子上鲜艳的五角星和鲜红的领章，假肢支撑的身体穿过南门街巷子时有点瘸。
除了在喝醉的时候，姐夫很少提及战争中的故事。据说离开维西县前往大理，坐的是军用卡车，卡车被绿色的篷布蒙住，看不见外面的天空。他们到达大理时已接近是一九七九年一月，训练了半月左右，他被分配到二营五连当连部司号员，部队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四日凌晨五点离开大理，十八日到达红河州金平县大老塘乡集结待命，紧跟进行适应性训练。
作为一个脑瓜子并不笨的新兵蛋子，加之在少年时代傈僳男子都会学习射弩和使用各种刀具，姐夫很快学会使用部队配发的各种枪械。但由于任务是吹号，对乐器并不敏感的他每天清晨都在连队营房面前滴滴答答不停地训练吹号，并努力记住了“起床号、出操号、紧急集合号、熄灯号、收操号、开饭号、上课号、下课号、午睡号、午起号、晚点名、休息号、集合号、防空号、冲锋号”等等旋律。
适应性训练基本结束之后，部队的战前准备也接近尾声，姐夫所在的三五一○七部队到红河州金平县十里河乡。据战后资料显示，姐夫所在的部队实际上打响了中越战争的第一仗。解放军按照命令集结西南边境以后，近三十万部队驻扎一个多月，需要做大量的战前情报搜集工作，尽可能了解对方。由此在中越边境上展开了一系列的捕俘侦察活动，这也是中国军队的一贯战术思想，即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一九七九年二月六日，为捕获敌人了解信息，姐夫所在的部队向金平县十里村南部班岔河越军开展了捕获袭击战，这次突袭的指挥官是九十一团副团长廖锡龙，班岔河捕获袭击战没有吹号，是用重机枪为号展开的。捕获袭击战从一九七九年二月五日下午开始准备，晚上八点从金平县十里河乡亚拉寨出发，二月六日中午十二点三十分战斗打响，十四点左右撤回中国境内，这次捕获袭击战击毙越军中尉以下二十一人，俘一人，缴获轻机枪一挺，四○火箭筒一具，冲锋枪六支，三十一师侦察排长刘贤贵阵亡。
这次战斗与中央宣布对越自卫还击战提前了十一天，姐夫所在的部队也成为中越战争第一支踏入异国土地的中国陆军部队。作为一名战士，姐夫不知道这次袭击战的意义，只记得在金平县境内有一个行动，据说为避免夜间行动被发现，连部按照上级指示要求战友们在手榴弹中间夹上纸片或稻草，避免碰撞发出声响，在刺刀上涂上泥巴，避免闪光，甚至为了防止咳嗽，出发前每人带上一团米饭，随时吃上一口压住声音。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越战争全面打响，九十一团二营的主要任务是从越军的九二九、八七二高地之间穿插十二公里至越军纵深的船头地区，断敌退路，以保障三十一师主力全歼巴楠棍、麻栗坡地区的越军，二月十六日二十二点，二营四连和六连从麻栗坡太阳寨开始接触越军，姐夫所在的五连配属一营主攻金基塘和马怪塘地区的前哨阵地，姐夫的五连主要担负九十一团侧翼安全，于十七日上午偷袭一一四四高地成功，在向该突出部越军前哨阵地攻击前进时遭到了木桑地区一一四二至一五九三一线诸高地越军的猛烈炮击和疯狂的反击。
五连在得不到其它部队和炮兵火力支援的情况下，仍然顽强地守住了一一四四阵地，与敌对峙。由于越军多次反扑，姐夫所在的连队在十七日十二时前就伤亡过半，那一天阵亡的战友有副连长肖昌平，排长张晓辉，班长赵有能和王永保，战士李定权、潘志立、邓举书、申勤忠、扬军军等等。在第一线前沿剩下的唯一一个干部是排长温杰，由他带领全连继续战斗，战士们前赴后继，坚守阵地到十七日下午七点，将阵地交给了前来支援的步兵第九连。
这一仗后来被称为木桑攻坚战，姐夫记忆犹新，终身难忘。说那天是五连先行，一营的其它连队跟进，不料五连刚进入阵地，越军炮火就倾泄下来，后续连队被阻断。五连开始独立攻击，漫山遍野被倾泄的炮火硝烟萦绕，枪声、炮声、喊声响成一片。那时各个战斗班组都配有塑料制的小喇叭，连队的叫司号，营部的叫号目。几百上千人在同一个战场，根本听不懂哪个班、哪个连在吹什么号，士兵们都懵了，攻击队形乱作一团，在漫天硝烟和尘埃中冲锋向前，根本看不见越南人，只看见身边的战友陆续倒下。姐夫后来说，无论是军号还是喇叭，在越战中并没有发挥太多的作用，多数情况下是混乱的。
五连攻击十三号高地伤亡较重，具体的数字目前暂时无法查证，但是姐夫在那场惨烈的战斗中活了下来。随后，姐夫和他所在的连队撤出阵地，疲惫不堪。执行穿插任务的二营在营长李昌奎的率领下，四连连长邓多典带领士兵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抢先攻占船头地区，后续连队陆续到达并控制了该地区公路，三十一师二营穿插任务由此胜利完成。姐夫他们的营部参与的船头穿插战，是一九七九年中越战争众多穿插战中最成功的一次穿插战斗。此战秘密接敌，途中穿插速度快，突破敌前沿撕开了穿插口子，部队敢于脱离后方、大胆深入敌后。二营仅用了个两个小时就到达了指定位置，完全打乱了越军在边境地区抗击中国军队的企图，使其整个边境防御体系迅速崩溃。
来自滇北高原的姐夫，在南方异国的炎热丛林中转战两周之后，听到中央军委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下达了撤军命令的消息。在撤军过程中，三十一师考虑到班绕散的越军据点还未受到我军打击，该地区又是越军骚扰中国边境的重要据点，距离中国金平县城较近，三十一师决定派遣九十一团绕路奔袭，在撤军中杀个回马枪，拔出这颗钉子，歼灭班绕散地区之敌。据上级敌情通报，该地区有一个营的越军兵力防守，其防御配制不详。
在友军的配合下，九十一团于三月五日十八点向班绕散越军发起攻击，二营五连由于在木桑攻坚战中伤亡较重，作为进攻预备队。九十一团三个营向越军发起攻击，战至三月八日凌晨全团攻击范围内再无枪声传来，由此全歼越军一个加强步兵营，此次战斗，共击毙越军三百一十七名，其中少校一名、大尉二名、俘敌二名，九十一团阵亡五十七人。
三十一师九十一团在战斗结束后从西罗楼撤回中国金平县的十里村，受到中央慰问团的慰问和嘉奖。并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日上午九点在云南个旧市锡矿老厂俱乐部大礼堂召开了九十一团作战总结，九十一团在越南境内作战二十三天，进行了大小战斗共计二十九次，深入越南境内二十三公里，全团共击毙越军六百六十六名（不含运走尸体者），俘获越军十五人，缴获大批物资，并摧毁了大量军事设施。姐夫的九十一团战友牺牲一百一十二人，受伤三百○九人，青春的他们永远留在十八、九岁，留在了他们的最初的集结地——金平烈士陵园。
九十一团在自卫还击战期间，经“班岔河捕俘袭击战”、“船头穿插战”、“木桑攻坚战”、“九四六高地西南无名高地抗敌反冲击战”、“班绕散地区进攻战”五战成名，涌现出诸如蒋金柱、陶少文等曾经享誉和感动过中国的战斗英雄，副团长廖锡龙也由此成就名将人生。
据后来网络流传，在一九七九年二十三天的自卫还击战中，中国军队伤亡人数为二万七千人，其中阵亡将士为六千多人，负伤战士为二万一千多人。平均每天有一千多名战士受伤或者死亡，好在姐夫并没有在这些受伤和死亡的名单中。按照服役制度，于一九八一年底退伍回到维西故乡，那时他十九岁，青春帅气，带回了中央慰问团赠送的印有“自卫还击保卫边疆胜利纪念”的口缸和毛巾，记不清楚是带回了多少，只记得他将那个印有红字的口缸送给了我的父亲，被我家用了很多年。童年时代，我还用那块毛巾当枕巾在姐夫家里睡过觉。
一九八二年冬天姐夫和我二姐结了婚，回到了他的土地，种地为生，成为一个朴实的傈僳农民，拥有健康的体魄，无奈维西山地贫瘠，成家几年口粮不济，我母亲还经常让哥哥给他驮去玉米维持生活，昔日战场上的硝烟还未散去，生活又成了他最大的战场。在我父亲的协助下，他和二姐在自己的土地上建了一座平房，我记得那间房子的房顶是油毛毡，一到下雨，雨滴落在油毛毡屋顶上，仿佛千军万马在头顶奔驰，让人睡意全无。有一年下冰雹，冰雹像倾泄的子弹把姐夫家的油毛毡屋顶击得千疮百孔，不得不硬着头皮翻盖了瓦片。姐夫没有怨言，像牛一样起早贪黑地干活，养活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夏天的夜晚，纵横他家的蚊子和跳蚤让我至今难忘。有个夜晚我和哥哥睡在他家的粮柜上，尽管房屋四处漏风，但仍然炎热难耐，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脸上有巨大的蚊子袭击，身上有跳蚤吸血，我和哥哥一直翻来覆去到黎明，等蚊子和跳蚤们吃饱了离开，才睡着了一觉。
姐夫不善经商，也不外出打工，长年累月从土里刨食，帅气的他一点也没有经历战火的沧桑和伟大的迹象，滇西山地和流逝的岁月把他摔打成生活中一个名副其实的傈僳老农。二○○九年开始，生活渐渐宽裕，国家也开始对越战退伍军人给予每月二百元左右的补贴，他的大女儿已嫁为人妻，并生了个健康的孙子。
热爱土地的姐夫，至今五十一岁，并没有从土地上退役的意思，他犁地、砍柴、种玉米、种水稻、养猪、养鸡……喝醉的时候也跳舞，和人摔跤，发酒疯，挥起拳头打墙壁，从一米多高的小松树上飞身跃过，偶尔也和附近的战友聚会喝酒，我喝醉的时候也会嘲笑他枪法还不如我，他喝醉的时候拿酒瓶甩过我……生活就这么简单地延续。酒后问他战场上的事情，他记得弥漫的硝烟和浓烈的尸臭，还有运输队为避免牺牲烈士鲜血外流垫在卡车底部那层被血浸得发黑的沙子。问他打仗怕不怕？他说看见友军战友一个个倒下，一个念头只想往前冲。问他打死了几个越南鬼子？他说都是往别人开枪的的方向射击，谁知道谁打死了谁……
二○一一年，姐夫突然想去打工，和大姐夫一道在香格里拉飞机场找了个搬运行李的工作，干了几天，在女儿的反对下，加之机场不准抽卷烟，更别说呛鼻的兰花烟，终于受不了，卷起自己的行李回了家。那年年底，在亲友的帮助下，他的三栋新瓦房终于贴上了瓷砖、安上了窗户玻璃，面貌一新。我看见他把他在战场上的照片搬回了他的卧室，那是青春的照片，他穿着绿色的军装、鲜艳的领章，还有帽子上闪光的五角星，他的手里拿着一只五四式手枪，微笑着卧在南方的草丛里。
姐夫的手机彩铃永远是《我的老班长》和《军中绿花》两首歌轮回重复，有一次跟他开玩笑，说这些歌太土了，我帮你换新的。他说不用换了，麻烦。我和他的儿子哈哈大笑，我们知道他一定会说这句话。
姐夫不喜欢讲故事，不善于讲故事，因此我们很少从他口中听到过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但是我知道，他一定是经历了这段不应该被人们忘记的战争。随着现代战争的发展，一九八五年中国军队精简整编，十一军被撤销番号，同时取消的还有司号兵。姐夫从事过的司号兵不存在了，但军营中仍有军号声响起，那是电子军号光盘取代了司号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