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把省下来的猪头肉用来待客
我表叔姓陈，表婶是丽江人，他家生下八个孩子，在那些年月，父母要拉扯这么多子女，实在是不容易，真所谓“儿多母苦”。
七十年代初，春节刚过完不久，丽江小爷一家到他家来拜年，当天晚上，表婶做了几个洋芋、豆腐、青蒜之类的素菜，再搭配上一碗过年省下来的猪头肉，招待从丽江来的客人，吃饭前表婶把大儿子留在家里服侍客人，其他几个都提前把他们差到村头姑妈家去了。走前，表婶对他们千叮嘱、万叮嘱：“你们几个一定要等客人吃完饭才能回来，否则我是不会给你们饭吃的。”
孩子送走了，年满四岁的小四在姑妈家闷不住了，她埋怨妈妈不该把过年省下来的猪头肉招待客人，于是便悄悄从姑妈家跑了回来，扒在堂屋外面窗上偷看客人吃饭。当她看到客人把那碗猪头肉吃了过半的时候，小四忍耐不住了，猛然跳进堂屋，立刻从餐桌上把那半碗猪头肉夺了过来，说道：“这肉不能再吃了，要留给爸爸妈妈吃，爸爸妈妈连过年都没有好好地吃肉。”边说边把那半碗猪头肉端到厨房里去了。
面对这尴尬的场面，小爷反而夸奖了小四一番：“多么会体贴父母的孩子呀，长大了定有出息，姑妈，你有靠了。”而怪难为情的表婶则连连向小爷、小娘道歉：“娃娃不懂事，别见怪……”
如今，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吃不饱饭的日子早已成为历史。
旁观年夜饭
合作化时期，生产队的男劳动力多数分工去为小队找副业，找来的钱都交给小队，队里按交钱多少来评工计分。
1971年大年三十，生产队分我去砍竹子，供给为小队找副业的篾匠师傅，当时我们那里砍竹子，一定要到吉格吉或比吉格吉还远的地方才能砍到好竹子。吉格吉距离我们村约15公里，都是山路，从吉格吉到砍竹子的地方则没有路了，顺箐直上，竹子就长在两侧的悬崖峭壁上。我们把选好的竹子砍下来丢到箐底，箐底流淌着不大不小的溪流。我们从水里把竹子捞上来把它捆好，然后才把它背到吉格吉村子里。
当天，把竹子从箐里背出来到吉格吉村的时候，时间已经是下午五点钟左右了，我把背子歇在路边，想到一户傈僳族人家去要个火抽袋烟，歇息歇息。当时吉格吉人的民房都是屋顶盖草或板子，四周仍用白杉板围栏出来的，房子没有正规的门，抽掉两块板子就是门了。
当天，房门开着，房主人都在家，主人见我要进他的门，便立即从屋里钻出来，从屋后的山路上走去了。主人走了，我不敢进屋，我深知他们是不欢迎一个陌生人进他们的家。我站在门外仔细观察了一下，屋内设有一个大火塘，火塘上面挂着一口大锣锅，煮着一大锣锅干板菜汤，上面飘满了一片一片的老肥肉，火塘周围竖着大小不等的五个包谷粑粑，看来是按一家人的大小来做的。我悟出来了，他们是怕我在他们家吃年夜饭有意避开的，说老实话，如他们留我同他家吃年夜饭的话，我是巴不得的，何况我现在已饥肠辘辘，咽不完的口水。我看时间不早，不能影响人家吃年夜饭，于是背上背子赶路回家。
如今的吉格吉村前柏油路，来往车辆川流不息，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政府实行了整村推进，家家享受安居工程，学生免费入学还要给补助，吉格吉早已今非昔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