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家贫，长到十二岁我才进小学读书，学业也差，特别是数学，那位数学老师是个外地人，我听不懂他的话，有次课堂提问我答错了题，他就用备好的大麻杆打我，把一根麻杆都打碎完了，从此我的数学更一蹶不振，从小学到高中，往往是全班最差的，考试升级升学全靠文科取胜。
说我文科好，也并非我有什么天分。小学二年级时，我因一个造句得到语文老师表扬，激起了我对语文的兴趣，认真做好语文每一道语文习题，后来我写的一首《早操》的习作被学校“六·一”节壁报刊用，还受到老师当众表扬，更激发了我学习语文的兴趣，从小学四、五年级，我就订阅了《中国少年报》、《少年文艺》等报刊；当时小年低年级的学生学校就规定不准借阅小说，而校长特别批准我借阅小说，有一天校长见我到阅览室还书，堵住我、拿去我手里的小说，问我“这本书讲的是什么？”要我复述给他，我当时识字不多，但主要内容还是读懂了些，我大胆给他讲述了一遍主要情节，我还记得那本书的书名是《在喜马拉雅山那边》，事后，他还说了些鼓励的话。
有个星期天，我在家门口边烤太阳边看报，一个身着藏装的人来到我面前，用汉话问我：“小鬼，你爱看报吗？”并随手拿去我装订成册的《中国少年报》翻看，他指着一篇文章说道：“这是我写的。”那篇文章的标题是《何生》，是一篇人物通讯，作者署名是白桦。我抬头一看，他胸前还有一枚中国作家协会会议纪念章，我随即问他：“那你是作家喽？”他答道：“你也可以成为作家。”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位著名军旅作家，也读过他的长篇叙事诗《雄鹰》，看过他创作的电影《山间响铃马帮来》。自从见了白桦，一个作家梦进入了我的少年。
1958年，我还是一个初二的学生，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钢铁铜”运动也把我们这一代人卷了进去，学校被停课去“炼铁炼钢”，政治口号十分高调，狂热，那是大兴什么“挑战”、“应战”，敲锣打鼓把挑、应战书送给对方，我被老师指定写一份“挑战书”，“挑战书”结尾是一首口号性的诗，事后老师将我这首诗推荐到当时的《迪庆报》上，后来又发现收录在一本《大跃进诗歌集》里，当第一次见到自己手写体变成铅字，那种满足感是难以言表的，我之所以有今天，是《迪庆报》成就了我的第一步。
然而，命运使我从幻想的空中回到了现实的地面，我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时丽江地区的重点中学，而时运不济，适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家乡中甸局部地区已出现了因食物短缺而引起的水肿病，我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的我，正是“半大的儿子吃死老子”的年龄，由于饥饿的折磨，从小没动过别人一针一线的我，常常摸进农民的地里偷瓜果，甚至包谷都生吃了，加之我先天不足，体质瘦弱。更老火的是学费来源的枯竭，有甚至拿不出寄封家信的8分钱，我终于挺不住了，只好辍学回家。当时不要说大学生，连高中生也是稀缺，回家不久我便当上了干部，成了家乡中心镇（今独克宗古城）的秘书，刚从学校进机关的我，不懂公文文体，写个工作简报、总结之类也像学生作作文那样，闹过不少笑话，甚至被领导点名批评，工作迫使我要驾驭各种公文文体的写作，“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看每一份上级文件都认真阅读，特别是行文款式、措辞、甚至有的条款能背住，几年下来，受益匪浅，经我拟稿的文件、总结、报告、简报等不时被上级采用或转发、引用。然而也助长了我的虚荣和傲气，加上我一贯直言不讳，“不拘小节”给我职涯的挫折打下了伏笔，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四清”运动中，我就已划为“三类干部”（问题严重的干部），在“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中，当然在劫难逃，遭到意想不到的迫害，好在不到一年平反回原单位，重操旧业。有次，我写的《团结队不团结》的调查，引起州、县领导重视，派来了工作组，我自己也受到多次表扬。也应为这份调查及平时的文字能力，我被调入州、县新闻报道组，（当时州、县合署办公）从事专职新闻工作。我以踌躇满志的感觉走进报道组办公室，殊不知这“无冕之王”也是不好当的。当时的《云南日报》及国家级报纸，普遍为4版，而第四版是国际版，地方版仅3版，上一条新闻十分困难，刚进报道组，往往欲速不达，十有九是“无效劳动”，广播电台相对用稿多，而省报不时有个“豆腐块、火柴盒”就不错了，而月把不见报，心理压力很大，一是领导经常询问，二是自己也抬不起头来，因此，赶写稿子，挑灯夜战是家常便饭。好在州内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多，上级新闻单位约稿较多，给我们的新闻稿见报创造了条件。后来一幅新闻照片也算一条新闻，于是我又背起了相机，冲卷、洗印一条龙，用急件发往新闻单位，也有几幅较好的照片上了省、国家摄影作品展厅，还被接纳为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州、县报到组撤销后，全员并入宣传部，当时的宣传部其实是“活动秘书部”，我被经常抽调到各类会议秘书组或一些临时办公室，记得有一年抽调在昆明办农业成果展，一抽就是一年多，有次为一位农业局同志同去东旺拍展览照片，适逢大雪封山，绕道大雪山，差点在山上送了命。类似险情并非个别，我甚至在一个星期内两次只身徒步翻越海拔4500米的东旺东彩雪山。
使我记忆犹新还有一次经历，有次，国家农业出版社计划出版一本全国农业先进单位的集子，省里指定推荐中甸县东旺乡新联大队，我被通知前往昆明完成，而上报时间较紧，仅有半月时间，我不惜加班熬夜，不到半月拿出了文稿，而多次修改均被退回，我急得瘦了许多，至交稿规定时间前三天才勉强通过，交稿后我对时任省委副书记的旺丹同志耍起了“娃娃脾气”，表示“我洗手不干了！”他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笑着多我说：“这次你辛苦了，瘦了，在我这里吃得胖胖的回去。”两天后，我执意要走，他又叫人把我送到高级宾馆震庄，盛情难却，只好住了几天，尔后我不辞而别，溜之大吉了！事后想想也真对不起旺丹同志。不久，那7600字的长篇通讯《雪山峡谷展宏图》也在《云南日报》头版头条刊出，编辑用了通栏标题，特号字，还加了题图，在当时是国家级报纸社论的规格。
1977年我作为最后一期免考学生，被推荐到云南大学中文系新闻班学习，通过一年学历经考核，获取大学专业文凭。在校期间，由我担任组长采写的《朱德在云南的革命活动》被国家级刊物《思想战线》刊用。通讯《沿着红军的足迹前进》被《国防战士》报刊用，该报还派专人前来云大看望我。
毕业回乡后，我仍分到县委宣传部工作，提任副部长，并兼任县志办副主任等职，此后，忙于党务、政务，“务虚”的时间多了，加上人到中年，家庭的拖累使人透支了精力，年把也只写了三五篇稿。1987年调州委宣传部任宣传、文艺科科长，当时部里有台摄像机，偶尔也采访电视新闻，在省台上了几条新闻和专题片，其中由我完成文字稿的《藏族》专题片获省特别奖，与人合作完成的《德钦弦子》在全国第二届艺术节期间由省台播出，文字稿还被中台广播电台采用。在州委宣传部工作期间，我担任省委宣传部信息员，不少信息及内参被转发，受到领导重视。1990年底，我调州委党史研究室主持工作，虽然是“新工作”，但由于自己多年的经验积累，慢慢也进入了角色，我执笔完成的《封建农奴制度在迪庆的覆灭》专题资料被评为全省十年优秀成果二等奖。
日月如梭，人生苦短，1998年我按时退休，退休后曾因“职业病”总有些失落感，不甘寂寞的我不时背着相机以县城为圆心觉得天气满意就出去转转，有张反映畜牧业的照片不料被《云南日报》外宣部推荐，上了美国《国际日报》，一张德钦太子雪山的照片，经我省作家吴然推荐，上了台湾《民生报》出版的一本著作。同时不时也给《迪庆日报》副刊写了些散文之类的文章。
退休后，适逢香格里拉县地方志第二轮启动，我被多个单位聘请，几年来先后完成《林业志》、《建塘镇志》、《科技志》、《国土资源志》，与州内专家、学者合作，完成《迪庆州概况》、《云南藏族简史》等，累计120万字以上，去年与和强同志合作，出版传记文学《“腊都”的足迹》，全国发行。在县林业局被聘期间完成中央电视台“绿色之窗”节目《香格里拉自然保护区》文字稿，画册《大雁落脚的地方》文字稿。退下来与民为伍，邻舍及熟人来找代劳书信、各类申请、诉讼文书等我都有求必应，从未拒绝过。一些朋友，熟人多次劝我封笔；有的误解我为图财，其实即使职业作家也没有几个发了财，何况是我。唐代诗人李商隐一生穷困潦倒，而他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千古名句时时勉励着我“吐尽腹中丝”生命之烛尚存，应报国报民于涓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