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人
沈竞舟，云南省高院行政庭副庭长。该行政庭负责指导全省法院环境司法审判工作。沈竞舟也长期致力于我省10余个环境保护审判庭的组建、运行工作。
两高《解释》：更适用 更严厉 更严密
97刑法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门槛很高，直到2011年刑法再次大修时才降低了入罪门槛，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罪名也改为“污染环境罪” 。为确保法律准确、统一适用，打击防范环境污染犯罪，两高针对迫切需要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制定了这部《解释》。
《解释》结合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取证难、鉴定难、认定难等实际问题，对有关环境污染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了新的规定，进一步加大了打击力度，严密了刑事法网。
惩治环境污染行为，除了罚款、停业等行政、民事手段，最严重也最具有震慑力的，当属判刑坐牢。然而，长期以来，我省乃至我国的环境污染类刑事案件都比较少。“入罪门槛高”成为一个重要原因。
昨日，“两高”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将于今日（6月19日）正式实施。这部司法解释大大降低了环境污染的定罪标准，进一步细化了鉴定取证程序，从严打击监管渎职犯罪和单位犯罪，从重打击阻扰突发环境事件调查犯罪。充分显示了对环境污染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
《解释》的出台将对云南的环境污染犯罪审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报邀请了云南省高院行政庭副庭长沈竞舟结合云南实际，对新法进行解读。
焦点1
降低环境污染定罪标准
《解释》首先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定罪量刑门槛。比如过去污染环境造成1人以上死亡的才能定罪，现在1人以上重伤就可以了；过去造成3人以上死亡的，才能加重处罚，现在只要造成1人以上死亡的，就可以加重处罚。
解读：过去门槛高，我省14年仅审1案
沈竞舟说，降低门槛是急迫的也是及时的。北方的雾霾、“PM”来袭、云南的水污染等等，环境问题日益加剧，打击环境犯罪的任务愈加艰巨。
“环境司法解决不了环境问题，最终还是要靠行政执法和科学技术的提高”他说，“而刑事审判是最终端的也是最严厉的处理手段，是不得已才采取的手段”。过去，因为定罪量刑的门槛高，环境污染类的刑事案件非常少，比如我省，1997年刑法修订后至2011年刑法再次大修，其间只有1件环境污染类刑事案件。唯一的1件也就是2009年审理的阳宗海砷案(这也是近年来影响最恶劣的环境污染事故)。法院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判处云南澄江锦业公司罚金人民币1600万元；李大宏等3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至4年，并处人民币15万元至30万元不等的罚金。
沈竞舟表示，行政和民事手段相对来说威慑力小，污染者总认为出事了大不了罚些款，但是刑事手段不一样，涉及到犯罪、坐牢，才有震慑力，形成打击环境污染的高压态势。目前，我省已经成立了13个环保法庭，集刑事、民事、行政为一体，环境刑事案件是环保法庭非常主要的业务，不过主要还是资源类犯罪案件，比如挖矿、乱砍滥伐等，污染案件并不多。“定罪门槛调整以后，不仅资源类案件会增加，污染类案件肯定也会大大增加。”
焦点2
取证难、鉴定难、认定难如何解决
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常常涉及污染物认定、损失评估等专门性问题，需要由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但是，目前具有环境污染鉴定资质的机构较少、费用昂贵，难以满足办案实践需求。为此，《解释》规定，对案件所涉的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由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出具的监测数据，经省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认可可作为证据使用。
解读：可操作性大大增强
沈竞舟说，环境污染案件中最难的问题就是取证鉴定。取证难、鉴定难、认定难这“三难”问题长期困扰着司法人员。因为污染是一种持续的行为，调查人员来了他们就停止，隐蔽性强；且取证专业性极强，比如取水样，受气候季节时间地点等因素的影响较大。执行过程也难，环保法庭发个禁止令，但很难保证责任人就停止污染。
他认为，《解释》对取证鉴定这一块有了很具体的配套性质的规定，是很大的进步和亮点。几年前的阳宗海砷污染事件中，对云南澄江锦业公司审理中，就暴露出司法鉴定较弱的弊端，专家证人出庭也有些瑕疵，在制度设计方面还忽略了很多东西。
“两高现在的规定，是来源于比较详实的调研，包括各个高级法院都在本省进行调研后上报。规定了专门的鉴定机构、专家的资质以及难以鉴定的情况。”他认为这样的规定基本满足了现阶段对环境污染案件中取证鉴定的要求，可操作性大大增强。并且两高《解释》一出，还会倒逼有关部门主动约束、规范鉴定机构，衍生相应的机构、配套政策。“这是以后的发展方向。”
焦点3
8种情形可认定为渎职犯罪
《解释》规定，对环境监管渎职犯罪从严惩治。并具体规定了8种失职犯罪的情形：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5亩以上，其他农用地10亩以上，其他土地20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50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2500株以上的。致使公私财产损失30万元以上的。致使疏散、转移群众5000人以上的。致使30人以上中毒的。致使3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致使1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解读：严惩措施给官员套上紧箍咒
沈竞舟说，解释规定的这八种情形符合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特点，有利于加大对环境监管失职犯罪的打击力度。
“环境监管与其它行政行为不一样。其它失职行为事后也许可以纠正，但环境污染不行，事后纠正很困难，比如滇池等湖泊治理，往往要花数不尽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提前预防、监管显得更重要。”他说，“我们以前偏重于打击污染企业，但是他们违法成本低，多次处罚，只是交点钱。而且如果处罚时就有问题，挑最轻的，那污染就会变本加厉。现在提高了对监管人的打击，会增加公务员的责任心、提前预防和控制。”
此外，环境部门作为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没办法对抗地方政府的“GDP冲动”，对于一些涉污的大企业、大项目不敢干预。但是有了这个“严惩”的压力，就给官员头上套了一个紧箍咒，甚至让他们有理由去干预。
沈竞舟认为，根据解释，渎职的主体不但包括环保局里的公务员，还包括在实际工作中行使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罪名适用情形具体化、数量化，8种情形让操作性变得很强。”
焦点4
从重处罚环境污染犯罪
《解释》规定，实施污染环境等犯罪，具有如阻挠环境监督检查或者突发环境事件调查等四种情形（见左图）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解读：阻挠调查将成加重情节
沈竞舟表示，此条最大的亮点在于“阻挠突发环境事件调查犯罪应从重处罚”，这是《解释》对环境犯罪从严处罚的又一个表现。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阻扰突发环境事件调查本身的犯罪，如果是那样，就是另外的罪名，比如妨碍公务罪等。这里的意思是指，在环境污染犯罪过程中还干预、对抗调查取证，那么在起诉过程中就要将此作为环境犯罪的加重情节，从重处罚。
“总的来讲，《解释》的公布施行，对于强化环境保护，推动环境司法方面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