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仪式上，不少人偷偷抹泪
昨天上午9点，昆明市殡仪馆内聚集了很多人。众人都手持白菊，等待见上吴老最后一面。
在告别仪式现场，悬挂着两幅巨大的挽联：“穷万里纵观原本山川探索时空变迁轨迹；立宏志深究极命草木创系统演化新理论。”有人如此评论这位科学巨擘：“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说出每一种植物的名字、了解每一种植物的习性，那么吴征镒一定是其中一个；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听懂每一种植物的语言、理解每一种植物的情感，吴征镒也是其中一个。”
上午10点，吴老遗体告别仪式正式开始。在哀乐声中，千余人胸戴白花、手持白菊，在吴老灵前深深鞠躬，作最后的告别。人群中有白发苍苍的长者，也有青年学生；有吴老生前好友，也有只闻其名未谋其面的市民；有他的嫡传学子，也有学生的学生的学生。他们都怀着同样的沉重心情，送别这位科学巨擘。不少人偷偷抹泪。
在遗体告别仪式上，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党委书记杨永平宣读了吴老的生平。生平中提到，吴征镒1916年6月13日生于江西九江。他曾用“长大于扬州、成人于北京、立业于昆明”来概括自己的生平。
这位“能听懂每一种植物的语言、理解每一种植物的情感”的学者，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1958年，醉心植物研究的吴征镒举家迁至昆明，与蔡希陶等合作，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扩建为昆明植物研究所，自此任所长至1983年12月。
吴老的精神将鼓励下一代前行
吴征镒院士从事植物学研究和教学70余年，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植物学家和学科带头人，他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有1766个，是中国植物学家中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
张敖罗是植物研究所原副所长，1958年便与吴老共事，在他看来吴老一生为人师表，不管从学术、道德、作风都是人们的楷模，希望这种精神能够影响下一代的科研工作者。“如今找一个吴征镒先生这样的完人已经很难了。”
在他所带的学生中周浙昆是第一批博士生，算得上吴老学生里的大师兄。周浙昆目前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副园长，是《植物分类学报》和《云南植物研究》的编委，中国古植物学会理事。他说，吴老一生热爱科学事业，在住院期间还询问学科研究的进展，他的精神鼓励了一代科学人前行。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李德铢同样师从吴老，近年来主持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建设。他说，吴老给自己影响最深的就是“自学精神”，能够静下心来完成学科研究。同时，吴老还是一个生活丰富的人，带他们上课时，曾在71岁高龄时爬山，讲当年的明星趣闻，最爱吃的则是扬州美食。
追忆
一生三下云南，最终定居于此
他让云南植物为天下所知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球场旁的一块石头上刻着这八个字，是吴征镒亲笔书写。大意是说，要尽力探索草木的本源。这句话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中国植物的“活词典”
吴征镒在世界科学界被称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在他曾经的秘书吕春朝的记忆中，1983年，吴征镒来到大英博物馆，英国人请他鉴定清朝时期驻华英国公使在中国采集的一些至今未能鉴定的标本。吴征镒认真观察后，流利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以及它们的科、属、种、地理分布、曾经记录过的文献、资源开发的意义等等，令英国人赞叹不已。
他编著了《中国植物志》（中英文版）、《西藏植物志》、《云南植物志》和《中国植被》等专著30余部，发表论文150余篇。耄耋之年的他仍不断著书立说，与诸弟子合作先后完成了《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中国植物志（总论）》、《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与演化》、《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四本专著。
云南的植物世界让他心醉
吴征镒第一次到云南，是随“长沙临时大学”步行团走过1663.6公里来到昆明。他看到云南亚高山针叶林、高山草甸、热带山顶常绿阔叶林、热带季雨林和各式各样的次生植被，便心醉心了。这是吴征镒首次与云南结缘。
1946年，吴征镒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静心整理植物卡片，跋山涉水调查采集。这段时间里，对照仅有的文献和秦仁昌氏所摄的模式标本照片，及自己几年所积累的昆明、滇西南等处标本，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鉴定，这算是中国人自己鉴定植物标本的源头之作。在大普吉附近陈家营中国医药研究所内，他与同事一起，自写、自画、自印，考证完成了《滇南本草图谱》第一集，可谓植物考据学的起源之作。
1950年，他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58年夏天，热爱植物的他偕夫人带着刚7岁的儿子和5岁多的女儿，乘小飞机到达云南，筹建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终定居云南。
除了“揭秘”，他还是保护者
吴征镒不仅是植物的“揭秘者”，也是植物的“保护者”。1956年，吴征镒率先向国家提出在中国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提出了在云南建立24个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和具体方案。1980年，哀牢山生态站建成，紧跟着南滚河自然保护区也正式成立，以此为端，一个个自然保护区开始如珍珠般撒遍云南山野。
近60年来，吴征镒用自己的努力让云南的植物为天下所知，让中国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从云南走向全世界。他曾说：“我一生三下云南，1938年、1955年、1958年，最后定居云南至今。对云南可以说是几乎走遍了。你看，这不是很令人高兴的事吗？”(记者 孟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