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天前，32岁的河南漯河人周三江倒在郑州东区的马路边上，再也没有醒来。周三江72岁的老父亲来郑州商都路派出所办理死亡证明时被索要3000元运尸费，而且不开发票，这个数字顿时吓住了老人。从周三江的死亡地点到医院太平间区区15公里，为何会花费3000元运尸费？警察和太平间工作人员均表示，这是“不成文的规定”。（6月14日《大河报》） 对办理死亡证明和缴纳运尸费捆绑的行为，派出所的解释是由于法医个人代垫，于是便运用公权为个人讨债。既然属于个人垫付，何以不提供相关收据？令人不解的是，收多收少却是由警察说了算，并不是由太平间工作人员说了算。太平间收费警察定价，如此角色错乱令人耐人寻味。
于此，我们不难想象一条真实的利益链条：如同120信息台给救护车承包者提供信息一样，警察利用自己的权力为太平间提供业务，然后以个人垫付为名作掩护，将办理死亡证明和缴纳运尸费捆绑，实行“挟尸要价”为收取“天价运尸费”提供方便。借助公权力培育“食物链”，以达到“靠山吃山”的目的，恐怕才是真实的“不成文的规定”。
抛开“食物链”的嫌疑，即便是个案也值得重视，用公权力为自己追债提供便利，也属于公权私用，需要进行矫正。于此思维和运作模式之下，究竟还有多少类似的“不成文规定”，也是对工作作风和行业状态的拷问。公权异化如此，私权就难以获得保障，“为人民服务”就会变成“为人民币服务”的民生之痛。
只有加强权力的制度和约束，给其戴上“笼头”，让其在规定中运行，才能减少行政乱作为的空间，“不成文规定”也才会逐渐失去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