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烟民数已超过3亿，有7.4亿人正在受到二手烟危害，每年有120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如不采取紧急行动，到2030年，每年的死亡数字可上升到300万以上。 前日，中国控烟与健康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在京召开。会上，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会长黄洁夫透露的这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
控烟不容乐观
公共卫生专家杨功焕指出，目前国内控烟情况不容乐观，主要存在五大问题。
首先，公共场所二手烟暴露率高。中国目前7.4亿人受到二手烟危害。其中89%在餐厅遭受暴露;67%在家中遭受暴露;58%在政府办公楼遭受暴露;35%在学校、医院和公共交通工具遭受暴露。
其次，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泛滥。研究显示，过去30天，19.6%的人报告在媒体或公共场所看到了烟草广告、促销或赞助;过去30天，在注意到广告的人中，49.8%报告通过电视看到烟草广告。
第三，烟草税价偏低。与国外控烟先进国家比，我国卷烟税率处于很低水平，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实际购买力上升，2010年购买100包卷烟价格占人均GDP的2%。
最后是某些地方政府过度依赖烟草经济导致控烟不力，有的领导对烟草经济过分依赖。
专家建言控烟
针对目前现状，与会专家建议，利用税收、价格等经济手段抑制烟草消费需求。通过提高烟草税收来降低烟草的使用，应该成为中国控烟的有效手段。
另外急需加大政府控烟投入。政府应将从烟草税收中获得的资金更多地投入到控烟领域。公共财政应当加大力度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控烟领域，比如用于医疗卫生、控烟宣传教育、戒烟补贴、帮助戒烟干预行动;用于加大对烟农和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帮助烟农转产，弥补地方政府因烟草财政收入减少所引发的财力不足问题;用于支持与控烟有关的科学研究和产业项目，推动控烟产业科技创新;用于奖励控烟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组织或个人。
同时，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年)》提出：加快创建无烟环境，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全面推行禁烟，切实减少二手烟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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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控烟与健康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召开
6月30日，由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控烟与健康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主要围绕着控烟与健康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热烈讨论。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外交部、财政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大和医学院校等的领导及多学科专家、学者和民间控烟组织的代表90余人参与了会议。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会长黄洁夫指出，“烟草是肿瘤、心脑血管病、慢阻肺、糖尿病等众多慢性疾病发病的重要因素。烟草流行是当今全球面临的最大公共卫生威胁之一，每年使近600万人失去生命。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有7.4亿人受到二手烟危害，每年有120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如不采取紧急行动，到2030年，每年的死亡数字可上升到300万以上。烟草的流行已严重危害我国公民健康，同时也直接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内控烟形势远远落后国际发展
公共卫生专家杨功焕教授指出目前国内控烟情况不容乐观，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公共场所二手烟暴露率高。中国目前7.4亿人受到二手烟危害。其中89%在餐厅遭受暴露;67%在家中遭受暴露;58%在政府办公楼遭受暴露;35%在学校、医院和公共交通工具遭受暴露。
二是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泛滥。过去30天，19.6%的人报告在媒体或公共场所看到了烟草广告、促销或赞助;过去30天，在注意到广告的人中，49.8%报告通过电视看到烟草广告。
三是烟草税价偏低。与国外控烟先进国家比，我国卷烟税率处于很低水平，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实际购买力上升，2010年购买100包卷烟价格占人均GDP的2%。2009 年5 月26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关于调整烟草产品消费税政策的通知》，上调了卷烟的消费税。但此次调整被烟草专卖局采取“调税不调价”的对策，部分卷烟税率不升反降。
四是烟草专卖局参与控烟履约难以真正实现控烟烟草。这是中国履约绩效低的最主要原因。
五是某些地方政府过度依赖烟草经济导致控烟不力，有的领导对烟草经济过分依赖，对健康危害性经济缺乏足够认识，并未意识到烟草的大流行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健康危害型经济体”，其中烟草业是最大的“健康危害型产业”。
杨功焕强调，最新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归因于烟草导致的死亡占总死亡的16.5%， 约140万人。在盖茨基金(GATS)调查的14个发展中国家的控烟履约绩效中，中国排名第13位。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梁晓峰介绍了国外控烟最新进展。他说，全球每天约有10亿男人和2.5亿女人吸烟，到2030年，每年将有800多万人死于烟草使用，其中80%以上的死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他指出，全球自《公约》实施以来，烟草消费量明显下降，下降幅度达10%。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相应的控烟法律与措施。
如俄罗斯出台了《保护公众健康免受烟草危害》的法律。规定酒学校、医院、体育场、火车站、地铁、机场、海滨浴场、加油站、酒店、餐厅、咖啡馆、酒吧、长途火车、轮船等公共场所及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止吸烟，莫斯科几个机场内的吸烟室也被关闭;
俄罗斯全面禁止烟草广告，包括网络媒体在内的所有媒体、零售网点都不得刊登和发布烟草广告;禁止烟草公司赞助比赛和其他活动;烟草公司与政府机构的来往信件将被公布;即使商店也不能公开陈列香烟，只能出示香烟价目表。
我国台湾地区出台的《烟害防治法》规定，教育场所、医疗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及等候场所、政府公务场所、公用企业经营场所、文化场所、运动娱乐场所、旅馆、商场、餐饮店或其它 公众消费之室内场所及制造、储存或贩卖易燃易爆物品之场所全面禁止吸烟。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健康无烟的日常生活环境。
此外澳大利亚、巴西等接近50个国家和地区实行了有大于占50%面积的图形健康警示;南非、英国等国家通过提高烟草税率带动烟草价格的提高导致国内吸烟人数不断降低;英国、巴西、西班牙等50多个国家或地区实行了室内完全禁烟政策。
梁晓峰认为，我国作为《公约》缔约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尽早出台有力的控烟法律和措施，保障公民在公共场所免受烟草烟雾危害，尽快缩小与世界控烟发展的差距，维护良好的国际形象。
控烟不会阻碍经济增长，反而有助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控烟与社会经济发展话题一直被社会所关注，而烟草业也一直以高利税作为消极控烟举措的挡箭牌。控烟真的会阻碍经济发展吗?论坛上来自经济学界的就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来自国家行政学院的许正中教授依据相关数据从经济健康层面分析指出，2009年，国家对烟草消费税进行了重大调整。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哈佛大学公共卫生研究学院“中国香烟税”课题研究组推算，烟草消费税政策调整，可使生产环节烟草消费税税率提髙15.6%，消费税增加570亿元，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增加57亿元，所得税减少128亿元，共可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441亿元。《中国的烟草税收及其潜在的经济影响》中指出：“若每包卷烟增加从量税1元人民币，则政府财政收入将增加649亿元，并将挽救340万人的生命，减少医疗费用26.8亿元，同时还将创造99.2亿元的生产力收益。”烟草控制不仅优化了税收结构，而且有效提升了政府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引导我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许正中还对比了美英等国的控烟经验，他指出美国 《烟草税：让财政吃紧的各州实现三赢》 (Tobacco Taxes： A Win-Win-Win for Cash-Strapped States)的报告表明每包卷烟提税1美元的话，美国新增的年收入可高达90多亿美元，与此同时减少吸烟，挽救生命。英国香烟税在过去的30年曾多次上调，虽然香烟年销售量在30年中从1380余亿支下降到800亿支，成人吸烟率已从1980年的39%下降到21%，但国家税收仍在稳定地增长。即英国香烟税率每上升1%，政府的收入就会上升0.6%—0.9%，更重要的是，提高税率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还有效减少烟民的数量。
他认为通过提高烟草税率和价格的控烟措施不仅不会影响政府财政收入，相反还会有助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他的观点也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肯定。
烟草政企合一体制阻碍控烟，稳步实现政企分开是控烟关键
国家财政部财科所梁季研究员指出，政企合一的烟草体制在为烟草业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润的同时，也意味着烟草业消费量的上升，代表着疾病风险的增加。更重要的是，烟草政企合一体制在高利润的背后还隐藏着对控烟及经济发展的种种弊端。主要体现在政企不分大大降低烟草专卖局的控烟积极性;垄断带来高额利润大大削弱“以税控烟”手段的有效性;专营性增强了烟草生产销售企业的市场谈判能力，进而可以通过向烟农转嫁成本的方式，消化提税带来的成本压力;通过统一计划，形成有利于烟草生产销售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产品供给结构，即以微利或负利生产市场消费量最大的档次烟，满足最大市场消费群，对控烟形成不利。
他表示，从控烟角度看应对烟草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关键在于政企分开。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教授、中央党校王伟教授指出，中国控烟首先应打破来自于经济利益的阻力，尽快施行烟草业政企分开，国家烟草专卖局应剥离企业职能，更名为国家烟草管理局，行使政府职能以打破来自于烟草财政方面的阻力，有效降低对烟草税收的依赖;调整烟草税收使用方向;确立优先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价值取向。
强化政府控烟职责是推进我国控烟进程的根本
中央党校办公厅主任张忠军教授指出，烟草控制需要实施多元治理，发挥各种力量的作用，但最为关键的是强化政府的控烟责任。强有力的政府向来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所在。
张忠军主任和汪玉凯教授、中国社科院余晖教授等一致认为，强化政府控烟职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战略层面强化政府控烟理念。中国需要从战略层面来认识控烟的意义。烟草业无论是从经济成本还是社会成本上，都具有极大的负效应。中国要实现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保障全体国民的健康安全，应当将烟草控制上升为国家战略，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推进。
二、改革控烟管理体制。中国目前的控烟管理体制并不科学。鉴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及国家烟草专卖局等部委与烟草企业的密切关系，由它们牵头负责国家控烟工作，其控烟责任的决心和能力难以赢得公众信任。应当在国家层面重构控烟工作的领导机构，负责控烟工作。
应当逐步探索改革政企合一的烟草体制，对其进行重新评估，可考虑将烟草的监督管理职能与企业经营分离，削弱烟草企业对控烟的消极影响。
三、改革烟草财政，进行控烟绩效评估。为强化政府的控烟责任，有效推动国家控烟战略和行动计划，应当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做一个加减法，“加法”是指，将控烟的指标和任务列入政府的绩效评估体系;“减法”是指将烟草产业的贡献从GDP和财政收入中扣除。
四、利用税收、价格等经济手段抑制烟草消费需求。通过提高烟草税收来降低烟草的使用，应该成为中国控烟的有效手段。随着烟草相关疾病的减少，也将相对提高贫困家庭的生产能力和收入。
五、加大政府控烟投入。政府应将从烟草税收中获得的资金更多地投入到控烟领域。公共财政应当加大力度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控烟领域，比如用于医疗卫生、控烟宣传教育、戒烟补贴、帮助戒烟干预行动;用于加大对烟农和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帮助烟农转产，弥补地方政府因烟草财政收入减少所引发的财力不足问题;用于支持与控烟有关的科学研究和产业项目，推动控烟产业科技创新;用于奖励控烟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组织或个人。
六、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年)》提出：加快创建无烟环境，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全面推行禁烟，切实减少二手烟危害，力争使二手烟暴露率从2010年的72.4%逐步下降到60%以下。该目标设定标准过低，应当予以进一步提高。除了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及公共交通工具中禁止吸烟，应当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其他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唯如此，才能大大降低二手烟暴露并挽救众多生命。
七、政府率先垂范，以自身行动推动社会控烟。政府不仅是控烟的管理者、推动者，更是控烟法律的执行者、控烟义务的践行者。政府自身应当带头控制烟草使用、禁止吸烟。特别是政府的办公场所、公共会议场所等，应全面禁止吸烟。政府应以自身行动推动全社会控烟文化的形成。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认为，多学科专家就中国控烟的症结分析精辟，建议和意见如高屋建瓴。她认为，几年来，中国公民控烟意识明显增强，媒体发挥了整能量的传播作用。但控烟步伐太慢，国际形象太负面，中国控烟症结在于国家履约协调小组工作不力，她呼吁尽快调整，以推进中国控烟步伐，促进《公约》在我国的全面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