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于2005年以观察国身份加入。中国欲加快与南亚区域经济合作，可借助南盟平台，提议建立中国-南盟自贸区。以南盟为“桥梁”，激活中国与南亚经济合作能量。中国-南盟自贸区建设中有两大问题需要突破，其一是缩小南亚对华逆差规模，实现贸易平衡；其二是，消除印度对华猜疑，协调中印关系。
——西南财经大学霍伟东教授和李萍教授提出构建“中国-南盟自贸区”，认为这个区域联盟将在维护南亚地区和平稳定、促进经贸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前世界经济阴霾还未散去，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成员之一，经济压力不断增加，如何在不断来袭的挑战中踏寻自己的路线图？昨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和云南财经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安全论坛（2013）”在昆明进行，本届（第四届）论坛的主题为“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的中国对外经济安全”，这也是该论坛首次在云南举行。此前三届分别在成都和北京举行。
南亚
缩小对华逆差 消除印度猜疑
西南财经大学霍伟东教授和李萍教授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布局需要全方位战略，统筹兼顾东南西北四大方向：以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南盟自贸区为主，以新疆-中亚次区域、大图们江次区域、大湄公河次区域、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为辅，环中国自由贸易区与环中国圈次区域经济合作有机结合，开创“拓西、稳北、安东、固南”的区域经济合作新局面。
两位教授认为，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中国政府应早做筹谋，顺势而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现阶段，中国自贸区建设应以周边国家为重点，大力推动同相邻国家的自贸区建设，着力构建起以中国为轴心的环中国自由贸易区，为确立中国在亚太力量格局中的新地位夯实经济基础。
>对于国人熟识的上合组织，两位教授认为中国应把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作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近期重点和突破口，调动各方积极性，为开启自贸区谈判创造条件。而促成中日韩自贸区则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有效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其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三国之间缺乏足够的政治互信。尽管中日关系、韩日关系依然处于困境，但三国应从大局出发，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对于中国而言，建设中日韩自贸区将有助于降低日、韩对华的战略防范心态，改善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应从国家战略高度全面审视其重要意义，促成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中国-东盟自贸区已取得丰硕成果，而其中也存在问题。两位教授分析认为，区域内各国经济趋同性较强，导致内部竞争加剧；经济互补性不足，制约贸易持续发展。新时期，中国与东盟需要开放市场与产业升级相结合，在继续推进贸易便利化的同时注重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
对于刚刚举办过首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的云南来说，两位教授提出“中国-南盟自贸区”构想尤为引人关注。他们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简称南盟，认为这个区域联盟将在维护南亚地区和平稳定、促进经贸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已于2005年以观察国身份加入。中国欲加快与南亚区域经济合作，可借助南盟平台，提议建立中国-南盟自贸区。以南盟为“桥梁”，激活中国与南亚经济合作能量。中国-南盟自贸区建设中有两大问题需要突破，其一是缩小南亚对华逆差规模，实现贸易平衡；其二是，消除印度对华猜疑，协调中印关系。
东盟
构建中国企业主导的产业链
2012年，东盟十国实现2.3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约2.4万亿美元，是世界第五大和亚太地区第四大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第二大经济体。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王勤教授认为，对于中国来说，面对着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与格局变化，必须进一步调整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立足于周边地区，推进中国-东盟区域经济的整合进程，关注亚太区域大国对东盟战略的调整，以应对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对于东盟经济的迅速发展，王勤认为应当双面看待，一方面为中国提供了广大的市场，另一方面也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有力竞争者。他指出，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关系发展中经济合作仍将是主导，积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经济合作，调整和深化现有自贸区的框架内容，仍是我国实施亚太FTA战略的实质性步骤。
“逐步在中国-东盟区域内构建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纺织、汽车、家电、机械制造等的产业链，以扩大和加深双边的相互依存和互利合作的关系。”王勤指出，多数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相对滞后，交通运输、电力供应、配套产业明显不足，这为我国企业到当地投资和工程承包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同时，我国应继续推动和参与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建设，不仅包括陆上的互联互通，更要促进一些海洋大省与东盟发展海上的互联互通和海洋产业合作，其战略意义更为深远。
投资
应限制外商进入支柱产业
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从2005年的29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599亿美元。“在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各级政府、国资委通常将走出去作为重要的国有企业考核指标，促使部分国企在未充分评估市场风险的状况下盲目走出去，导致投资损失。”云南财大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立教授认为，部分企业“唯利是图”的目光过于短浅，国际直接投资具有资产不可逆、收益不确定的特点，风险控制是第一位的。
朱立教授给出的“针剂”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风险保障的有效方法。他列举了惨痛的教训，在利比亚危机中，中国50余个大型项目合计188亿美元的合同中，仅有4亿元人民币可以得到保险赔付，总体保险覆盖率仅为合同金额的5.68%，而世界范围内海外投资的保险覆盖率已经达到15%。
朱立教授指出，中国企业普遍缺乏海外投资战略，注重短期利益，忽略从产业链角度构建完善的海外投资战略。更为严重的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采取利益最大化的投资策略，不注重生态环保和当地民间利益，容易引发民间和有关NGO的抵制。此外，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多数是与政府签约的投资，忽视了项目的公开与透明。
“中国过分偏重能源与矿业，相对忽视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在对外投资的方式上，80%以上的海外企业属于新建企业，且合资方式占绝大比重，目前国际上流行的跨国收购、兼并方式利用较少。”朱立教授建议，企业要积极调整投资产业和区域，减少在高风险国家的投资；并针对敏感产业进行调整。
西南财经大学的张子默、霍伟东认为，一方面，外资并购可以从技术、资金等方面为东道国提供支持，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但另一方面，随着跨国并购的不断深入，有关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将产生负面影响的言论也层出不穷，外资并购对东道国经济安全产生的影响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两位学者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都鼓励海外企业进入，否则就会形成对国家产业政策的冲击。因此，应根据产业形式的变化，适时调整外企产业政策。国家应加快出台《产业政策法》，对外资企业特别是外国金融资本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控股，应根据行业和产品的特点，进行分类管理，明确所要禁止、限制和勉励的领域。同时对那些断定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领域应严禁将行业特许权出让给外商，对既已出让的部分行业应限制外籍所有权的扩大。在条件容许的情况下，国家可采用逆向的“股转债”，使其变为债务，逐步加以清偿。
此外，在民族品牌保护以及企业内部的改革创新方面也需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