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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房屋也可作抵押贷款
“对于我们农村人来说，自家建的房屋应该算是整个家庭最值钱的东西了，可是拿到银行去做抵押贷款时，根本贷不到。”东川区铜都街道办事处炎山村民委员会三组组长陈文荣回忆道，曾经去过当地的几家银行，人家一听是用自建房屋作抵押，都拒绝了他。
一家国有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由于农村房屋产权抵押贷款、土地承包经营权质押贷款等“三权”抵质押贷款存在评估难、登记难、处置难等特点，加之受《土地法》《物权法》《担保法》和《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限制，债权人的权益担保没有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支撑，因此，各大银行的“三权”抵质押贷款在总行层面难以突破。
改变是从2012年开始的。去年10月，陈文荣用房产作抵押，在信用社顺利贷到了15万元，把“泥土房”建成钢混结构“小洋楼”，现在全家搬进了新居。“有了房产作抵押，解决了我们农户的资金需求。我们三组共110户，有16户在信用社办理了农村房产抵押贷款，总共贷了518万元，没有一笔出现逾期贷款。”陈文荣说。
记者手记
“三权”抵押亟需突破“风险”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省农信社的农房抵押贷款不良占比为3.21%，高于全省不良贷款占比2.19%。从这一数字可以看到，像农房抵押贷款这类风险相对较大的“三权”贷款，仍需要政府出台相关的风险补偿政策，以降低金融机构参与的风险，打通农民“贷款难”与银行“难贷款”之间的“肠梗阻”。
风险补偿政策究竟该如何补偿？不妨看看重庆市的做法。
重庆市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了“三权”抵押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当农民还贷出现坏账时予以政府补偿，即银行承担65%，市、区县财政承担35%，其中市级财政承担20%，区县财政承担15%。
同时，重庆市还建立了农村“三权”抵押融资担保机制。财政进一步加大对农业担保机构投入，提高各农业担保公司的担保融保能力，各担保机构积极制定农村“三权”抵押作为反担保的管理办法，参与对农民“三权”抵押贷款的担保服务，降低银行贷款风险。
要增加广大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是农村“三权”抵押融资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而对银行来说，风险补偿机制的设立则起到了一种风险缓释、降低银行损失的政策作用，有利于提振金融机构加大“三权”信贷投放的信心。
金融资源是按市场规则进行配置的，银行业的信贷资金总是会流向低风险领域。如果没有来自政策方面的“猛药”打通两难“梗阻”，那么农民的房产就成了真正的“不动产”，农民的土地就成了“死资产”，哪怕有“三证”在手，也不能为他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些许“散碎银两”，改变农村金融“贫血”的现状也就无从突破和推进。（云南日报）（记者 李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