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全国开展整风运动，在此次运动中，我被错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团籍、开除公职、送地区劳动教养处分。两年后摘帽，回乡务农。1961年，结识了现在的老伴。当时，我没有办婚事的条件，岳父岳母就为我们举行婚礼，备办了些糕点、糖果、茶水，张罗了两桌饭菜。

由于我们婚前一无所有，岳母在阿喃多向一傈僳族农家租了一间破旧的平房，年租为12元。房主是七十多岁的老俩口，儿子早离人世，二位老人过着惨淡的生活。自从我们租了他家的房子后，老人每天早上起床洗过脸，就可以到火塘边吃早点、煨茶了，因为我爱人提前起来为他们挑满水、扫完地，就连开水也烧涨了。平日里，我爱人还帮他们做饭做菜，年节时为他们煮酒熬糖。当我们到较远的地方干活的时候，他俩也一样替我们看家，如果他们杀鸡煮肉，也会留下给我们一份，我们相处得像一家人。俩位老人喊我们娃娃，而我们称他们为阿奶、阿老。年末，我们给老人送上一点点过年用的食品，他们乐意地收下了。交给他们的房租钱，他们退回来了。

好景不长，1961年寒冬，县公安人员勒令我们迁回老家攀天阁，我们只能唯命是从。迁回去后，大哥让出一间木楞子房，我和老伴上山砍了些杂木条，编了一小隔篱笆间似的厨房，又向小队要了一份自留地，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

老伴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我俩服从分工，安分守己，积极劳动，到年末也有上百元的分红款。不知怎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又变成牛、鬼、蛇、神，“四清”工作队砍了我俩的八千多工分，红卫兵抄了我们的家，拿走了全部衣物、垫盖、粮食，打上封条。我们的口粮，小队按每人每天半斤毛粮标准称给，很多时候小队叫我们自己想办法。为了借粮、要粮，老伴跑遍了保和镇、白济汛、康普、叶枝、腊普。

老伴是个多面手，每天除了完成队里的分工外，许多家务活都是利用早晚来完成。天一亮，她的一背柴禾或一背松毛已背到家了。到秋收季节，出工前，她已经把核桃、漆子、鸡嗉子或麻粟果从山上捡回来了。我记得几个孩子的衣服、鞋子，从未买过成品，都是她去买些便宜布料，利用夜晚剪、裁、缝做出来的。她还捡些水泥包装纸回来，通过处理，装订给孩子做演草本。

在这艰苦的岁月里，她对生活仍充满信心，充满希望。最使我难忘的是，每个孩子入学时，她都要给他们做上一个书口袋。老伴没进过正规学校，只读过夜课班，但她在为孩子做书口袋的时候，用铅笔在口袋上画上一朵花(象征祖国的花朵)，花上端写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几个字，再用“十字线”把它绣出来。娃娃背上新书包入学，高兴极了。老伴还自画、自绣枕巾和纳西族羊皮上的飘带、小娃娃的帽子和鞋子。

粗粮细作，材料一经老伴加工，味道就与别人做的不同了。她要求炊具、餐具一定要卫生，讲究调料和材料的搭配，注意火色。如果家里买不起鱼吃，她就为孩子做“假鱼”，把黑茄子略修成鱼形，把茄子的表皮用菜刀打成鳞状(不切断)，把鸡蛋、小粉、香料调成一盆，然后把茄子放进盆里搅拌，用油把茄子炸出来，待所有茄子炸完后，再用少许的清水煮，煮的时候，必须加木瓜、鱼香菜、辣椒和香料。味道似鱼非鱼，可口极了。她还给孩子做“焦肝”。把一个鸡肝剁细，打上三个鸡蛋，加上小粉、香料调和，用油把它煎成一张圆形的烙饼，再用刀切成骨牌状的小块即可。作为我们六口人的家庭，一个鸡肝是不够一尝的，现在做成一大盘“焦肝”，可够全家人品尝了，而且味道与油炸猪肝相似。孩子想吃“凉粉”，家乡不产鸡豆、碗豆，又无钱去买，老伴把麻栗果去掉壳，通过水泡软，在石磨上磨成浆，再把浆煮涨，用“小粉欠”典，就成麻栗果凉粉了，只要加上香料和醋，吃起来就同一般豆做的凉粉一样。诸如此类食品，在她手里创新的太多了。

老伴是个理解人体贴的人，几年来，因为家里人和自己害病，到县医院治疗和护理病人多次，从没有任何怨言。1975年，不满两岁的小弟与村中一青年嬉戏时，肋骨造成骨折，当晚不吃不睡，哭叫不歇，全身高烧。第二天一早，老伴抱着孩子到乡卫生所检查，医生说：“孩子肋骨骨折了，必须立即送县医院。”当时没有车路，老伴背上孩子，徒步30公里赶赴县医院，那时已到下午6点半，只有苏医生在值班。问清情况后，立即做了手术，住了两天院。1980年，我患坐骨神经痛，县城住院一年多，当时物质溃乏，她不但要管家，还要为我到各个山头村寨去买包药所需的鸡蛋。1981年农历腊月29日的那天，老伴患了急性阑尾炎，那时她已50多岁了，由女儿陪他搭车上县城做手术，我在家料理春节大年三十所需的东西。一切筹备就绪时，小偷竟然把我洗晒着的衣服、被单和准备好的猪头，火腿、饵块全部偷走，真是雪上加霜的事。1987年，老伴手臂上长了一个瘤，二儿子带她到县医院检查，医院说是这是一个恶性肿瘤，必须到下关市医院做手术。老伴不让任何人陪她去，支身买车票到下关市人民医院，检查结果是一个良性脂肪瘤，当天医生立即为她做了手术，医生告诉她不须住院，可以回家后再拆线。第三天，我们全家正在议论她的时候，她搭车到家了。

老伴是我们家的顶梁柱，眼看着四个孩子越来越大，一间木楞房越来越不够住，我与老伴商量，向乡政府申请建一栋土木结构的楼房，批准后，我们开始行动。从备料到竖屋架，一手由她操办，直到后面的装修，也是经她的手完工的。

老伴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她会烹调、会缝纫、会刺绣，会制作多种酱菜，会烤白饼、酥饼，会手工擀面条。乡里每年开“四代会”都请她掌厨，村里的红白喜事也离不了她。逢年过节，隔壁邻居要请她擀面条、打饼子，平时还为村里的小姑娘、小婆娘做丽江羊披，有的请她做娃娃周岁用的小花鞋、披风、站带等，她忙得不亦乐乎。

四个孩子成家立业，都有各自的工作。1997年，二儿子把我们接到县城和他们一块居住。到县城后，老伴在院心种了葱、蒜、辣椒、芫荽、青白菜、茄子等，还养了一头猪，抽空去找猪草。

老伴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了岁月沧桑，但她的笑容仍是那样和蔼、温顺。她为了追求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到县城后的第一个月，就加入保和镇南路社区老协会，积极参加老协所举办的各种文体活动。她自制了一套藏族服装和一套纳西族服装，每天一吃完晚饭就去参加活动。几年来，无论春夏秋冬、天阴天晴，从不间断。

2001年春节，社区老协会为她送来了“七十寿辰贺联”。人生易老情未老，我为有这样的老伴而欣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