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住房问题就是一个让百姓苦恼的社会热点。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古代的各级政府部门也想了不少法子。至于这些法子到底管不管用，那又另当别论。下面来聊聊古代公务员的住房问题。
    古代公务员都是无房户
    说起中国古代的住房制度，当属官员的住房问题。在人们看来，封建社会的官员是吃皇粮的特权阶层，他们的住房问题皇帝当然也管。这种想法，只对了一半。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朝廷官员根本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房子。秦朝官员的工资，实行“秩石制”，直接发粮食当工资。官员职位越大，也仅仅意味着，他能领到更多的粮食，并没有其他特权。从西晋开始，为了优待官员，才正式按照官品占田。然而，皇上给的地，和官员任职的地方常常不一致；而且按照唐朝末年之前的规矩，一旦官员退休，在职时的俸禄一律停发，这地也得还给皇帝。因此，在皇上临时给的地上盖房子、到最后又给别人住的那种傻事，当然没人肯干。为了省却许多麻烦，更是为了办公的需要，许多官员就直接把家安在了条件相对优越的衙署里——或者叫机关宿舍更合适。异地做官，则举家搬迁到新宿舍。如果不幸被淘汰出官场，那就想办法另谋生路或者回老家过日子。唐末以后，退休的官员有幸能领到一半的俸禄，但退休后的住房问题，政府还是不管。
   杭州市长苏轼的宿舍是“楼歪歪”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古代公务员一退休就无家可归。有些人家里本来就有土地，从来都不用发愁住房问题；皇帝高兴了，也会给官员赏赐土地和房屋；另外，假公济私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晋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先前的官员调任，将政府借给他和家属居住的官邸据为私有，新官上任，只得重建。到了宋代，官员想占用公家的房子难度就大了。当时的制度规定，凡州军常例之外的财务，不能由地方擅自决定，需要事先禀报代表中央财政的转运司，申核上奏。比如，北宋元祐年间，苏轼担任杭州知州时，就给中央上了一道《祈赐度牒修廨宇状》。苏轼称，杭州的机关用房，多是五代时期留下的建筑，“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自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至于那机关办公用房到底坏到什么样子，苏轼说，房屋都成了楼歪歪，“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及问得通判职官等，皆云每遇大风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苏轼派人核查计算，要把办公用房和宿舍都修好，需要四万余贯钱。于是，他“乞支赐度牒二百道，及且权依旧数支公使钱五百贯。”宋代时期，苦于苛捐杂税，很多人纷纷涌往寺院出家。要出家需要政府的认证，也就是要有一个身份证明——度牒，而政府则按照一定的人口比例颁发度牒。因此，当时度牒成为“有价证券”，可以卖钱170贯。苏轼向中央要200道度牒，大概能卖到34000贯，再加上按惯例从财政支取的500贯，勉强凑够修缮费用。宋朝的政府机关大院，虽然破旧了点，但比一般的百姓住房还是要好很多。不过，和前朝一样，官员一旦退休，就得让出住房。至于退休后该住哪里，皇帝是不管的，皇帝操心的，倒是官员退休后，不该住在哪儿。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
   朱元璋曾逼着官员给所有穷人盖房子
   在中国2000年的封建王朝时期，真正从普通百姓的角度出发，为他们解决住房问题的，要数明朝了。众所周知，朱元璋是农民皇帝，他出身穷苦，深知穷人无立锥之地的窘迫，因此他一当上皇帝，就把穷人的住房保障问题提上了日程。《明太祖实录》中，对此多有记载。《明太祖实录》92卷记载：洪武七年农历八月，朱元璋给南京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京畿民庶之众，鳏寡孤独废疾无依者，多旧养济院，隘不足容，命于龙江择闲旷之地构260间以处之。从之。”朱元璋让南京的官员在龙江找了一块闲置土地，盖了260间瓦房，供没有住房的南京人居住。圣旨颁布后，南京的官员很快执行了。于是一个月后，朱元璋又给上海(当时叫华亭县)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让他们对宋朝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修好后让没有住房的上海人居住。上海的地方官也很快地执行了。试点成功，朱元璋龙颜大悦，认为可以在全国复制“南京模式”了。在当年年底，他又给中央的官员下了一道旨意：“全国范围内，没饭吃的，国家给饭食；没衣服穿的，国家给衣服；没房子住的，国家给房子”。朱元璋的理想主义想法，把中央的官员吓了一大跳。此时，明王朝刚刚建立，财力并不充足，皇上的要求根本不可能兑现。于是，官员找朱元璋解释，朱元璋一听生气了：你们在我手底下当官，就得体会我的心情，我可不想让我的百姓没饭吃没房住，哪怕是一个百姓也不行！朱元璋的确太难为臣子了，也就免不了他们在下面搞点手脚骗骗他老人家。不过朱元璋的想法的确是好的，他是第一个逼着官员在全国范围内给穷人盖房的皇帝，也是唯一的一个。然而，理想毕竟是理想。明太祖之后，各大城市的房价还是扶摇直上，朱元璋“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彻底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