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云南迪庆藏区开始戴上“香格里拉”的“帽子”。十年后的今天，主事者告诉世人：这是一个美丽的策划。
“香格里拉”，什么意思？
飞机降临迪庆香格里拉机场时，广播里中文播报的着陆地点是“中甸”，英文播报的是“Shangri－La”。
一个西班牙女孩问我，“香格里拉”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是指迪庆、中甸，还是其他什么地方？这里恐怕需要多说一句，迪庆是云南省的一个藏族自治州，包括中甸、德钦、维西三个县，其中中甸县城是它的首府。
这一路采访，我也不断在问这个问题。
松赞林寺一个40多岁的喇嘛说：“香格里拉是汉族的词，我们藏族不知道。”
碧塔海的售票员说：“中甸是云南的香格里拉，稻城是四川的香格里拉。”这个藏族汉子的老家在稻城。
中甸的司机王姐说她在香港回归那年第一次看见了“香格里拉”四个字。当时一辆大巴车的后窗喷着大大的“香格里拉欢迎您”，司机们猜测“香格里拉”大概是那车主的名字。还有的人开玩笑说：“什么香格里拉，臭格里拉。”
而我在中甸恰巧遇到一个青年为一份“香格里拉地图”做市场调查。地图由“中甸古城申报全国十大魅力名城委员会”出版，上面写着：1933年，一架英国飞机在中甸附近失事，飞行员被当地百姓救起。后来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根据这个故事写作了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并把这里取名叫做“香格里拉”。
我问青年，这段文字是真实的吗？他点头说，是真的，政府还找到了失事飞机的残骸。“二战的时候，不是有个驼峰航线嘛，就经过我们这里。”青年说。
“二战是1939年开始的，你这里不是写1933年失事吗？”我问青年。他愣了一下，笑笑无言。
“我没有发现香格里拉”
曾经在中甸做过六年挂职副县长的孙炯也许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很多媒体报道里都曾写道：“一个叫孙炯的年轻人发现了香格里拉在迪庆”。今天，这个叫孙炯，并且依然年轻的人强调说：“我没有发现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在每个人的心中。我只是把香格里拉策划在迪庆。”
1995年，27岁的孙炯去北京参加全国优秀导游考试，遇到一道考题：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写到的“香格里拉”源自哪种语言？法语、英语，还是喜马拉雅山麓的一种方言？答案是最后一个。
当时在旅行社做项目策划的孙炯，正在寻找能够吸引国外游客的策划主题，他认为这块空白市场的潜力巨大。他几经周折找到小说的中译本，书名已被改成《香格里拉》。
这本于1933年初版的小说，曾两度被好莱坞拍成电影。小说里描绘的“香格里拉”，雪山与草原相互辉映，多种族多宗教和谐并存，人民在“适度”的原则下优雅地生活，长生不老。这个词汇之于英语文化的意义，就宛如“桃花源”之于汉语文化。
孙炯很快带着这个策划主题，去了丽江。那时的丽江已经被收入联合国文化遗产名录，声名在外，并没有在意这个策划。1996年春节，孙炯和朋友们顺道从丽江去了中甸。
严冬的高原，人人缩在屋里。小县城里只有一家招待所，春节时放假两个月。孙炯托了人才打开了大门。他没想到的是，门后竟有一条曲径通幽。
几天后，孙炯在这个招待所里，偶遇当时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委书记格桑顿珠。他拦住格桑书记，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将迪庆策划成香格里拉。格桑书记将信将疑，因为向他兜售各种开发计划的人太多，可靠的并没有几个，更何况这次的年轻人提出的还是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词，“香格里拉”。
但是琢磨了一个晚上之后，格桑顿珠书记还是决定试一下这个汉族青年的构思。作为州委书记，格桑顿珠正急着为这个生存环境艰辛的地方开辟“一道金桥”。两个月后，经孙炯策划和联系，由迪庆州政府邀请的“新加坡寻访香格里拉采访团”来到了中甸。欢迎大会上，“香格里拉”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迪庆土地上。
在此之前，巴控克什米尔的巴尔提斯坦(Baltistan)、尼泊尔的木斯塘(Mustang)曾经宣布过自己是香格里拉的原型。此后四川的稻城、西藏的波密等地也都曾宣布香格里拉在他们那里。而川、滇、藏在经历了香格里拉争夺战之后，又提出“大香格里拉”概念，共享福泽。“香格里拉这顶帽子，其实哪个藏区都可以戴，就看谁最先戴上了。”现在担任云南省民委主任的格桑顿珠说。
为了让迪庆戴稳这顶“帽子”，云南省特别成立“开发迪庆香格里拉研究”课题组，寻找香格里拉就在迪庆的证据。在他们看来，梅里雪山、三江并流、被称为“小布达拉宫”的松赞林寺、藏民的生活习俗，都可以被视作小说里“香格里拉”的原型。他们还为“香格里拉”找了个藏语解释：心中的日月。1997年，他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香格里拉”就在迪庆。2001年，他们争取到国务院批准，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
这样的改名，在很多人看来就像“孔雀说自己是麒麟”一样，奇怪且抹杀诗意。伴随“香格里拉”这个地名而来的，还有香格里拉酒、香格里拉烟、香格里拉洗浴城等一系列更俗气的衍生品。
较真的学者如庄礼伟，写出《“香格里拉”炒作中的若干谬误》，认为“在关于‘迪庆k中甸’就是‘香格里拉’的种种论证中，充满着强词夺理、牵强附会和以讹传讹”。
例如，在之前的“论证”中，有人认为希尔顿是看了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1928年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的一系列游记之后，杜撰出一个理想国度，根据藏语“香巴拉”而命名为“香格里拉”。有人则找出老照片，说照片中的某个外国人就是詹姆斯·希尔顿。
但是后来证实照片中70多岁的老人并非54岁就去世的希尔顿。而洛克的文章所描写的，更多人认为比较像四川稻城，而且在洛克的笔下，那地方虽然风景奇美，但是土匪横行，绝非和谐安宁的乐土。
孙炯愿意将这些都解释为“为了一个浪漫的目的”所做的“可爱的策划”，他说他也担忧以讹传讹造成的误解。因此十年之后，他要告诉世人，“香格里拉在迪庆”是“一个美丽的策划”。
江山多娇，游客掏腰包
与学者们的认真计较相反，迪庆当地的百姓虽然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香格里拉”的来龙去脉，却都欣然接受了这顶“帽子”。当我问起司机王姐：喜欢自己的家乡被叫做“中甸”还是“香格里拉”？她说：“香格里拉。叫中甸，我们没钱赚。”
王姐正是在宣布“香格里拉在迪庆”之后开始了包车服务。她最早开的是一辆微型面包车，后来换成大众普桑，两年前又换成现在的越野车。
她还记得十年前，这里本来就狭窄的街道，还被沿街搭建的牲畜圈占去一半，垃圾、牲畜粪便让人无法下脚。枯草时节，牛马能将墙上糊的报纸都啃光。而现在，中甸县城里的街道普遍拥有四个车道，酒店、网吧、KTV、品牌时装专卖店等沿街展开。街道上连塑料袋都少见，因为这里所有的商店售货都必须使用可回收的无纺布袋子。
县城不远处的香格里拉机场，1999年建成通航，2001年开通中甸到拉萨的航线。那个向我发问的西班牙女孩，并没有看过希尔顿的书，她来到中甸只是因为从成都飞到拉萨的途中经过中甸。像她这样的游客并不少。
这条航线刚开通时，中甸政府邀请两位马帮老人坐上了飞机。当飞机降落在拉萨机场时，老人流泪跪下。他们最后一次从云南带领马队到达拉萨是1948年，那时候怎会想到天堑真的可以变通途。
孙炯十年前住的那惟一一家招待所，现在也已不复原貌。在新修复的建塘古城里，外国人经营的酒吧卖着高档的洋酒。古城不远处，一座按照藏族风格装修的豪华五星级宾馆，一晚房价高达120美金。
碧塔海的那位售票员说，旺季时，碧塔海每天能有几万人来，需要控制流量。像4月这样的淡季，一天也有1800人左右。那天下午快6点，我离开景区时，还有一辆环保车满载游客进入。
据售票员介绍，这种环保车是为了保护草甸而开设，起同样作用的还有新修的栈道。以前的游客都是由附近的藏民牵马走过草甸，去到碧塔海边，现在只能沿栈道走。景区为此还付给附近居民一笔补贴，相当于他们以前每月的牵马费。
但就是这种环保车，引起了香港游客吴先生的抱怨。他对碧塔海大叹失望，因为杜鹃花都还没开，而所谓的“海”，连香港的一个淡水湖都不如。“还强迫我坐车，才坐了不到十分钟，就要收30块钱。”吴先生越讲越气，“毛主席说‘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现在却成了‘引无数游客尽掏腰包’。”
松茸，矿山，泥石流
让吴先生生气的事情还不止这一桩。
一天后，他离开中甸县，包了王姐的车去德钦，想看梅里雪山的日出。一路上，他问王姐，山上为什么那么多树根？王姐告诉他，那是以前砍伐的树木，现在还没有培育出新树。王姐的丈夫以前就是开货车，运木材。在1998年以前，迪庆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木材砍伐。1998年一场大水，中央发来一纸禁令，金沙江上游流域禁止砍伐天然林。此后政府虽然也采取一些保育措施，但在这高海拔地区，树木成长格外缓慢。
树木禁砍之后，迪庆人寻找着新的致富途径。旅游业无疑带来了丰富的商机，王姐夫妇都转行开起了客运车。另外，松茸采摘也是许多藏民的重要收入来源。这种原本漫山野生、无人问津的植物，被外国人视为高档营养品，高价收购。
但是，松茸的采摘几乎是一次性的。曾有活佛告诫民众，一次最多采摘80％的松茸，留些明年再采。但急于获利的人们常常忘记这个警告。眼看着松茸即将告罄，矿山开采又成为新的热门。王姐的丈夫现在就在一个铅锌矿山开货车。
偏偏是铅锌矿山，给王姐引来了行路难。当我和吴先生一起坐着王姐的车，从德钦前往维西的时候，遇上了泥石流。红色的泥水从山上渗出，汇集成流，淹没了二十几米的路段，又沿山流下，将澜沧江碧绿的江水，染成半江红。
山上不断有乱石飞下，砸到车窗玻璃上。我们等待着救援，也祈祷着不要掉下大石头。突然对面山上的矿区里传来一声爆炸声。吴先生骂了一句“神经病”，担心我们这边的山上会有更多的石头被震落。
我开始给德钦旅游局的扎西尼玛打电话求助。我认识他，是因为听说扎西尼玛家与邻居一家人，为了争夺一块土地的所有权，坏了以往的和气。以前，藏民们对自己草地的边界并不十分在意，反正别人家的牛也多吃不了几丛草。但是现在因为旅游开发征买土地，一分地就是一分钱。村民因为土地的争执一度分成两派，后来因为扎西尼玛的主动让步，气氛才得以缓和。
我和扎西尼玛并不相熟，但他热心地为我们联系了泥石流发生地附近乡的乡长，从附近的铅锌矿调来一辆铲车疏通道路。铲车铲了10车，大约100立方的泥石，我们几辆车终于通过。几个香港游客跳起了啦啦队的舞。司机们却悄悄地说：就是为了给矿山修路，才造成这么多泥石流，他们来清理也是应该的。
说话间，一块大石头从山上滚下，从铲车顶上擦过，跌下山谷，两三分钟后，一声闷响，掉到澜沧江里。大家忽然都肃静了。
和谐，富庶，优雅，开放
在这处泥石流之后，我们又遇到近十处塌方，所幸都有惊无险。也因了这塌方，我们得以有时间，去到了茨中村。
十年前，这个小村寂寂无名。也是因为“香格里拉在迪庆”的策划，它突然受到关注。这里的天主教堂和法国人留下来的葡萄园，似乎都可以看作“香格里拉”的原型。更重要的，是这里多民族多宗教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并存。
“茨中一带，老百姓都能听懂几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迪庆州委副书记陶国相说。他当时在中甸的建塘古城，刚刚带着香港导演关锦鹏等人参观完古城，为电视剧《香格里拉》取景做准备。
当年课题组的成员、纳西族学者和中孚认为，香格里拉最重要的核心是“适度”，这对现在国际上的宗教纷争、国内的商品经济大潮，都是很好的警示。他坚信香格里拉就在迪庆，虽然他的老家在丽江———另一个曾经争取“香格里拉”名号的城市。和中孚不喜欢现在的丽江，认为那里太过商业化，他祈祷着迪庆不要走丽江的路。
我们在茨中遇到了一个纳西族的阿婆。她招呼我们去她家玩。她的孙女和隔壁两个藏族小孩在嬉闹着。她说村子里60％的人信天主教，不过她家信藏传佛教，神龛里摆着佛像、班禅像和毛主席像。一个泰国游客想尝尝她酿的葡萄酒，她拿起瓷碗从缸里舀起一大碗，吓得那个泰国男孩吐了一下舌头。
小院子外面，层层梯田环绕着白墙黑瓦的房子，核桃树正在发芽，葡萄也已抽藤。不远处，教堂的房顶上，彩色的经幡在随风飘舞。
《消失的地平线》里说，香格里拉在曼谷的西北，这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方向，“连柏林也都算得上”。
我把西班牙女孩的问题拿来问孙炯：“香格里拉”到底在哪里？他笑说：“香格里拉在我的心中。那是一个和谐、富庶、优雅、开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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