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理论界出现研究经济新常态的热潮，这是好事。同时，也有泛化倾向，有的研究者把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全都归结为新常态，有的甚至把经济的短期波动也归结为新常态。这值得商榷。

经济新常态并不是一个随意提出的概念，而是有着深刻的战略内涵。它所提出的时代背景是，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人均收入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改变。我国经济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进程中，呈现一系列趋势性变化。这些趋势性变化，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是对经济转型升级的规律性认识，是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

对经济新常态的判断和理解，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和基调，关系我国经济当前发展和未来走势。因此，形成对新常态的正确理解和科学认识十分必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产能和产业组织方式等9个方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全面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正确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九大特征的精神实质，就是集中体现了增速适度、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客观要求。增速适度，即经济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这一增速乃至增量，在全球依然名列前茅。结构优化，即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继续提高，第三产业发展明显滞后的状况得到改变，第一产业过低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第二产业的产品结构由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为主向以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为主升级。效益提高，即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持续稳步增长。民生改善，即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公共服务水平迅速提高。提出新常态的概念，决不是要安于现状，而是要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我国经济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所以，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新常态当然也会伴随新矛盾新问题，但新常态的内容不宜泛化，不宜把发展中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都纳入新常态，那样会失去解决矛盾、问题的时机和动力；也不宜把一些短期现象纳入新常态，那样会导致长期经济政策发生偏离；更不能把新常态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不能把经济下行视为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重大困难和严峻挑战，也是我们应当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经济下行压力既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并非无药可解。从内部看，它源于我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前进的艰难爬坡阶段。综观世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在经济结构特别是城乡结构上实现了根本转变，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使农业劳动生产率赶上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大体接近。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我们应把经济下行压力转变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如果出现增长乏力，就应当从体制和政策上找原因，向改革和创新要动力。

不能把需求不足视为新常态。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它不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而是长期以来投资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衡的结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投资率不断攀升，消费率不断下降，生产能力快速扩张而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下降。产能过剩是需求不足这一矛盾的另一面。问题是，我们对计划经济下的“短缺”有着深切认识，并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对市场经济下的“过剩”关注不够、理解不深，缺乏有效对策和经验。发达国家通过加强经济预测和宏观调控、发展福利社会，使生产过剩的危机得到一定缓解。我们应借鉴国际经验，从我国实际出发，通过扩大内需、淘汰落后，解决当前产能严重过剩问题。这样，既可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又能使广大居民更多分享发展成果。

不能把通货紧缩视为新常态。通货紧缩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风险，但一来我们并没有陷入通货紧缩；二来通货紧缩属于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有很大运作空间，如果措施得当，完全可以避免出现通货紧缩的局面。我国政府债务率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发行长期建设债券以引导社会资金投向，扩大投资需求，还有很大空间。我国经济的货币化率偏高一些，但证券化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是由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所决定的。广义货币（M2）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一些，这是正常的、必要的。当前适当增加一些基础货币投放，松动一下银根，不仅不会引发通货膨胀，而且对扩大内需、克服经济下行压力将起到重要作用。

我们所说的经济新常态，与国际社会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低迷状态所说的新常态，以及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概括的新平庸，显然有着不同含义。正确认识我国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从实际出发推进改革、谋划发展，这是我们过去的成功经验，也是今后发展的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