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高路易说，更清晰地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角色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尤为重要的部分，也是最应尽早推进的改革之一，因为在这上面花费的时间越长，改革的难度就越高。

在他看来，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一大关键是要提高生产率，推进创新和产业升级，另一大关键是要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政府和政策施加不正当的影响。

上述两者都要求让市场而非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一点对减少利益结构对深化改革的潜在阻力而言意义尤为重要。

刘培林认为，在推动创新的问题上，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效果也不如由市场支配下的大量分散主体配置资源来得好，“创新是对未知世界的试错，参与试错的主体越多，则试错成功的可能性越高。”

十八大代表、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认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键是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要做的是要修正市场机制的不足，而不是过多干预。

“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是靠权力来分配资源，这样很容易滋生腐败。而现在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在雅安，几乎所有的资源比如土地、矿产、水电都已经实现了拍卖和招标，能由市场决定的都由市场决定。”他说。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十八大代表、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说：“这次十八大报告再次突出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是很赞成的。”

他认为，近年来中国利用自己的制度优势和政府调控解决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能难以解决的某些问题，但也应注意过度调控可能留下一些隐患。

刘培林说，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就与发达国家未能很好处理这两者的关系、过于放松金融管制有很大关联。但中国发展阶段较低，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侧重点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

“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不是简单的政府职能削弱、强化市场功能，而是两者职能的重新界定，市场要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在基本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社会性监管方面做到位。”他说。（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１３日电 记者王秀琼 刘劼 周而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