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9月23日至25日,市外侨办接待了来昆明采访的瑞士《新苏黎世报》驻京记者彼德·菲舍尔博士和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驻京记者克里斯蒂安·盖尼茨博士。两位记者分别以《一个中国省会城市的新梦想》和《友城关系结硕果》为题在《新苏黎世报》上发表文章。《新苏黎世报》在欧洲影响力较为广泛,能在此报上发表如此客观、积极的文章,对今后昆明与苏黎世的友城合作将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本报今日转载两位记者的原文(译文),以飨读者。 一个中国省会城市的新梦想
昆明市的快速发展和追求: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一个中心
彼德·菲舍尔 (瑞士)
城市化和现代化给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城市昆明带来了迅猛发展,但也对当地自然环境造成压力。而与苏黎世的成功的友城关系正在帮助昆明找到可持续发展道路。
拆除本来是已经定下来的事。这些坐落在中国西南省份云南的省会城市中心的二层土石结构房屋让人想起另一个时代。在临街的底层,工匠们提供照片装框或制作标牌等廉价服务。有些房顶长草。房子上一层绝大部分已不能住人,老房子没有下水道,几乎不保暖。现在它们正由一家私营企业重新维修,居民和旅游者可以来这里闲逛、购物、吃饭、参观古旧建筑。这座城市将保留它的历史内涵,昆明可维护其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声。
旧城保护的兴起
不过,在昆明也只有这样两三条历史街区留下来了。而它们的保存,据昆明市园林局退休总工程师刘泽民回忆,还得感谢昆明市与苏黎世市的友好城市关系。那时苏黎世前任市长托马斯.瓦格纳给昆明的城市决策者写了反对拆除的信。昆明是中国目前为数不多设立专职历史街区保护部门的城市之一。给每栋被保护建筑挂牌的主意也是来自苏黎世。
对古旧建筑的认识来得太迟,显然与经济因素有关联。一位专业人士解释,原样维修一栋老建筑比中国通行的拆除后重新按照传统建新的要贵一倍。而建现代化的商场,投资者会赚更多的钱。所以昆明维修尚存的老房子通过国内流行的公私合作模式来融资。私营投资者得到许可拆除了在城市中心位置上没有保护价值的其他建筑,先盖了一个大商场,后在政府的监控下,利用回收的资金来开展这项维修工作。
昆明市市长张祖林回顾,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昆明还是一座沉睡的边疆城市。有关这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一点儿感受了。昆明虽然没有中国那些最大的城市那么富有,但也是满城工地。交通拥堵成为日常现象。主管城建的副市长陈勇介绍,昆明考虑限制新购机动车上牌,但市政府授权有限。他坦诚相告,城市目前的发展变化速度之快让他有时都感到头晕目眩,但是物质供应贫乏没有肉吃的童年印象使他坚信,中国没有发展就没有未来。这位40多岁的高级公务员这样说:我们是在为下一代工作。
昆明市规划设计院王学海院长指出,昆明市在过去15年里主城区人口增加一倍到300万,建城区面积增长4/5到285平方公里,到2020年,根据城市总体规划,人口还将继续增加40%达430万,建成区将达430平方公里。
世纪之交,昆明发现目前的主城区不能继续扩大,于是做出一个决定:在离城市中心25公里的呈贡建一个新城。新城不仅容纳新市民,还将成为一个拥有许多高楼的面向未来的服务中心。在昆所有省属高校、昆明市级行政部门和一个私人建设的号称是东南亚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都将搬迁入驻。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200公里的道路网已经在新区建成。一条长7.5公里的绿化带穿过中心。在42平方公里的大学区内将有25万大学生学习生活。规划人口过100万。
对10万多农民的城市化和对其失去土地的补偿是该项目的主要开支。失地农民从国家得到补偿,从开发商得到住房。此外,昆明市还按照每亩地3万人民币的标准设立专门社保基金,为没有保险的农民支付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搬迁的农民得到了一项在中国热衷的权利,成为“城市人”。对大多数农村居民来说,进入城市生活是巨大进步;对当地儿童来说,他们可以去城里的学校上学。
市政府地块将被拍卖
陈勇副市长说,城市化是中国今后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需要在中国建设新的城市,建造新的住宅,创造工作岗位,打造消费场所,还有广场和公园。城市间的竞争也将十分激烈。他补充,昆明在本世纪初才听取来自苏黎世规划专家的意见,决定降低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密度,有些迟了,是一个错误。
中国的土地利用属于具有中国特色发展中的特别之处。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归国家,不能私有。城市发放土地的使用权,期限可到70年,经常采用立即支付的拍卖方式。搬迁到新城的大学利用土地的价差就可以解决新校区建设的资金问题。因为城市中心的土地每1000平方米地价最贵可达750万元人民币,而新城仅为44万元人民币。
张祖林市长透露,昆明市财政收入的20%来自土地使用权拍卖。他认为这个比例太低,相信未来将升至80%。昆明的城市发展还刚起步,预计土地价格将在未来10至20年伴随城市化持续上扬,然后稳定在高位上。
出于同样的原因,昆明市级机关搬迁呈贡也成了一个商业良机,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样高兴。2011年,位于城市中心的市政府地块将很快进入拍卖场。
通向世界的新通道
昆明对城市进行了新的定位。张市长提出的口号是:昆明走向世界。昆明要成为中国西南的龙头城市和面向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城市。在昆明具有的区位优势中,交通枢纽的优势尤为突出。中缅油气管道2013年建成,向昆明输送石油。另外,昆明还有大量廉价水电。在一个巨大的工地上,2万工人正在建设中国的第4大机场。昆明新机场3年建设,计划于2011年夏投入使用,耗资190亿元人民币。新机场加上物流产业将创造出3万个工作岗位。中央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使新机场建设工程的快速实施成为可能。为节约农业和城市用地,新机场削平了一个离市区27公里的丘陵,工程土石方量达到2亿立方,超过三峡大坝。机场一期工程的运输量是每年3800万人,二期扩建至每年6000-8000万人。法兰克福机场现在是5000万人,苏黎世机场刚过2000万。
滇池成了绿色污水池
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度向昆明这座1800多米的高原春城的自然环境提出严峻挑战。为了避免云南省内的唯一大城市淹没在车流里,地方高层已经达成共识,进一步发展公共交通。昆明是中国第一个复制苏黎世模式设立公交专用道的城市。2009年,中央政府向昆明修建地铁项目打开绿灯。第一期42公里于2012年底建成,至2018年共建成6条线165公里。
滇池污染及其治理成为这种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的典型代表。滇池是一个淡水湖,昆明主城区在其流域之中,面积有苏黎世湖三个半大。因平均水深只有5米,滇池水量只有苏黎世湖的1/3。滇池曾是昆明的水源。上世纪90年代后,湖水水质急剧恶化。富营养化引发蓝藻泛滥,使滇池在某些地段完全成为绿色污水池。1999年湖水水质降到劣五类。
2000年后,昆明弃用最先进的滤池,不再从滇池取水,城市供水依赖费用很高的外流域引水。滇池治理成为一个具有国家意义的项目。迄今为止,在这个项目上已投资128亿元人民币,还将投入250亿元人民币,才能达到昆明市滇管局局长李昆敏介绍的治理目标:2020年湖里可以游泳,2025年水清可以饮用。市政当局许诺将采取严厉措施,使所有污染物产生者都和污水收集系统相连接。环湖还将修建一条185公里的截污干管。菜农、花农必须换地方或减少使用肥料。湖滨地带,显然是受到瑞士影响,将变成自然保护区。治理措施还包括疏浚湖底污泥,开展外流域补水。
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指出,滇池污染对当地政府和人民而言都是重大而昂贵的教训。这样的事不能再次发生。滇池治理的目标是改正错误,要让滇池水像苏黎世、日内瓦湖水那么清澈。即使在滇池治理项目上,昆明的机会也不错,有望成为中国湖泊治理的先进典型。而苏黎世也将因为在这个领域发挥了与中国建立的桥梁作用而声名远扬。
文章二:
友城关系结硕果
克里斯蒂安·盖尼茨 (德国)
在中国,经过考验的关系是受人推崇的。有时需要人沉得住气。28年前,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苏黎世市与昆明市结为友好城市。这意味着什么?记者在此次访问中深有体会。对外国记者,中国地方政府一般是怀疑和封闭的,但在昆明,记者受到朋友般的接待。当地政府理解外国记者调查问题的工作方式,显得专业和具有不同寻常的自我批评精神。随行的德国同行不得不惊奇地断定,在这个中国省份,瑞士比他庞大的北方邻居更受欢迎。当苏黎世市前市长托马斯·瓦格纳定期访问云南,受到当地官员和民众超出一般礼遇的接待时,在利马河边的家乡,他还时不时因为他的中国工作受到批评。
昆明的供排水(全国领先)、旧城保护、步行街、公交专用线、城市新区、滇池治理都无一例外有苏黎世的影响。市政府坦诚相告,有些1989年就提出的专业建议直到现在才得以实施。有官员解释,基础设施和建筑的现代化比人的头脑转变要容易。许多人现在才真正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友城关系促进了思想观念的转换。有人说,两市友城合作从来没有资金上的援助,有的只是思想上的交流。现在友城关系已给一些瑞士企业带来了好处。西卡集团在昆明设厂,ABB也来了,德特威勒为昆明新机场提供数据电缆,瑞士LEP咨询公司为昆明设计湿地公园,受雇于昆明的瑞士专家正在为滇池治理提供帮助。除此之外,云南也希望接待更多来自瑞士的旅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