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申剑丽 北京报道

岁末年初，云南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白地村，纳西人和永红早早给几个帮忙盖房的工人放了假。原定今年完工的丽江东巴文化传习馆因为资金问题，再度搁置。

“20万积蓄花光了，等开春后筹到资金再继续弄吧。”和说。

在返乡建传习馆之前，和永红和父亲和志本曾在丽江开店，一边贩卖少量东巴纸，一边传承东巴造纸传统技艺。

有绝活的他们没有想到，初次出师丽江便遇到挫折。他们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劣币驱逐良币”：利益诱惑下大批劣质东巴纸很快充斥丽江市场，真纸销量锐减，店铺难以为继，真正的民间技艺传承人只能撤返。

在带着民间工艺投身旅游市场的若干年间，传承人们渐渐悟出，要在商业逻辑下传承民间手工艺，只能等死。他们开始尝试着办学校，主动推广东巴文化。但是他们很快陷入一个悖论的困扰：市场方式运作在加速毁灭非物质文化传承，而离开市场力量他们似乎又无法坚守那份独特文化的纯粹性。

到丽江等地实地调研的相关学者也告诉记者，类似房地产式的商业开发并不适合文化产业开发，“如果仅仅满足于把民族文化乃至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纯粹商品，对它们只能是毁灭。非遗的保护和开发，应该更多吸收到当地传承人参与和监督，并让当地人有所受益，从而进一步推动文化传承。”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项目西南地区传统知识课题组成员龙文说。

究竟采取何种机制，需要立法者在即将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予以明确。而前述学者们拟联名于今年3月将建议提交文化部。

商业冲击

丽江东巴纸受到的商业冲击是渐进的。

纳西人和树荣记得，丽江旅游火起来后，东巴纸等一批纳西族传统手工艺品，开始从乡村走出，来到丽江的店面销售。

开始的几年还比较平静。自03年开始，有省会昆明乃至外地商人介入东巴纸销售。

2006年随着东巴纸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种用以书写东巴文（目前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的纸张，受到游客追捧。

由此“商战”开始打响。“以假冒真”是外来经营者普遍的方式，“假货大多机械制造，工序少，便宜了若干倍，并且外观形式还更多样。这一点，手工纸没法比。”龙文介绍。

开展过“中国少数民族手工造纸技艺调查”的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教授李晓岑，曾见识过东巴纸严格的工序步骤：原材料来自山野中有毒植物荛花树皮，拨出树皮撕扯后历经蒸煮、打浆、搅拌、捞纸、背板、晒纸等过程，一天一人仅能制造十几张。

这样产出的纸虽无批量复制优势，但文化意蕴跃然纸上。李介绍，纳西族的东巴纸，因采用浇纸技术并兼有抄纸法的特点，被誉为“造纸活化石”，并且，由于原材料略带毒性，所生产纸张常经数百年不朽。

在84岁的国家级造纸传承人和志本家中，就珍藏了160多部用这种纸书写的经书，几百年来图画字迹依然清晰如初。

“当然，匆匆而过的游客管不了那么多，也无从鉴别。再说了，工业用纸成本才几分钱，卖一两元；真纸的价格是几倍。两相权衡，你说游客买哪种？”龙文反问。

除价钱外，假纸商贩也扛出文化大旗，进一步以假乱真。

和树荣介绍，他们或者聘请丽江纳西族人到店铺现场造纸，实则贩卖假纸；或者托关系申请东巴纸专利，贩卖假纸。

于是，假纸开始垄断市场，逼退了真纸。

对此真纸传承人们一度愤恨。和志本不解，他曾经到有关部门申请过专利，但对方告知传统工艺是民族共有文化遗产，不能为个人所有，“那为什么后来的其他人就申请到呢”。

种种问题，和志本等人多次反映到地方及国家主管部门，希望政府“打假”。后来相关的专利确被取消，但假纸商贩依然以东巴纸名号销售，最终真纸生意仍不见起色。

在种种努力过后，传承人们逐渐退出丽江市场，返回乡村种田。看到这些，龙文等人着急又无奈。

痛定反思后，传承人们也承认，商业的冲击，一开始与他们的天真和疏忽分不开。

李晓岑曾了解到，一位陈姓老板曾专程到和志本家拜访学师，仅仅花了1500元钱就收购了和家家传的造纸工具，“没过几天，陈就将这些工具摆放到自己丽江的店铺揽客。现在一些经营得好的纸坊，年营业额可达上百万元”。

守卫东巴纸

到目前，东巴纸传承人和手工造纸者们，开始用各自的方式，守卫祖先传下来的传统技艺。

少数人“耐不住寂寞”，一脚跨进商业化的洪流，和之前鄙视的制假者同流合污，开始卖假货，“短期看，生存是个问题，可以理解”。李晓岑说。

而世代沿袭的东巴造纸传承人们却执拗地选择离场。60岁的传承人和圣文重新回到稻田谋食，其女儿女婿在丽江开的店，卖真纸卖不下去，又不愿意卖假纸，转而临时兼差导游赚钱。

更有一些老一辈传承人，开始回到乡村，用行动去守卫东巴纸乃至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这些老传承人，多数被当地人尊称为“大东巴”，除造纸外，对东巴祭祀、木牌画、纸牌画、画偶、东巴舞、纺麻线等传统工艺文化，都有传承和了解。

龙文等专家也确实看到，在城市变成商品的古老文化遗产，只能是加速变样；而回到乡村，依靠社区的力量来传承，或许是更好的方式。

“毕竟本族本村的人对本土文化有天然亲近性，一旦让他们感受到这些文化的魅力，他们就会有传承和保护下去的强烈意识。”龙文说。

这几年，大东巴和志本急切希望在有生之年将技艺传给更多的村民们。从2008年开始，他发动村里的造纸户组成了白地东巴造纸合作社，目前，除自己的三个儿子外，他已将造纸技艺教授给村里其他3人。并且日常还教授他们念诵东巴经文。

对于慕名而来的各国各地游客，和志本也不吝赐教，有的爱好者在他家一住就是一个多月。

和志本想把纳西文化的传习规模扩大。他自筹资金20万，开始在居住地白地村兴建纳西文化传习馆。

但摆在面前的问题是长久传承所需的资金及教师人工等成本。现在，传习馆二层六间楼房、五间平房已接近建成，但苦无余款，房子的收尾和装修，被迫暂停。

同村人和占元也面临类似问题。

这位小学教师退休的大东巴，自12年前就在白地村创立了白水台汝卡东巴学校，利用乡村闲置房或者村民家舍，开办纳西传统文化技艺学习班。

“教室的问题可能好解决，但老师们的酬劳是个大问题。不可能十几年不给人家发一分钱吧，毕竟农村人并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将农忙的时间用来学习，是很奢侈的。”和说。

到现在，和占元培养的和树昆等四五个高徒，接近30岁仍不敢结婚。

“他们有顾虑，我也有担心。一旦结婚了就要承担家庭责任，为家庭奔波，传承的事情基本上就停止了。”和很无奈。

隐忧

而环顾众多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商业冲击的，不仅仅只是东巴纸或者东巴文化。

四处走访调研的龙文曾注意到，在贵州等地也大量存在类似情况。业内通常将之称为非遗大拆迁、文化圈地。

“常常是前门后门一堵就开始收钱，村民作为演员，村里开设商店。但众多传承千百年的建筑或其他设施，却成为了文化无主物，遭到破坏式开发。”龙介绍。

他以贵州安顺的石头寨为例，该寨本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蜡染村，慕名参观者众，村民得以顺便向游客推介蜡染布制品，有所获利。

而自06年政府引入文化公司圈村开发收门票后，专程而来的游客少了，当地村民不得不走几十里路外出卖布；并且，40元的门票收入村民也鲜有分成。

“寨子里有个蜡染传承人马兴芬，之前坐在村口卖布就能赚钱；不久前我们去当地，她在田里朝我们招手。游客少了，卖布养不活一家人。之前，蜡染村的村长还被活活气死。”

无法进行利益共享的村民，开始用行动无声反抗。他们甚至拆除了几百年来古老的石头房，盖起了砖瓦房，让石头寨不再有石头。

虽然极端，但龙文表示理解。“如果只是政府和商人在搞文化开发，而不加入当地传承群体的声音，文化开发和非遗保护，只能是开发一个，死一个。”龙说。

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龙了解到，据湖南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最新统计，十年前湖南全省尚有5000多个传统古村，而现在只剩下3000多个。

龙文呼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甚至开发中，除了政府和开发商的声音外，关键是要有机制保证当地村民和第三方力量，参与到决策中来，“一方面使得社区和当地村民有所受益，从而有进一步保护的动力；另一方面也要增加监督，避免商人对文化遗产的滥用”。

龙文直言，东巴纸的例子很典型。这项非遗来源于当地人世代传承，政府也表态要保护。而其最终的开发，却仅仅让外来开发商受益，真正的传承人逐渐被边缘化。

李晓岑还很担忧，随着一个个年长的传承人逐渐去世，下一代迫于生计压力，会否放弃文化保护主张，“到最后陷入无人传承的窘境，将文化都拿了去换钱？”

现实的窘境让人无奈。目前由于政府支持有限，文化传承经费仅能靠自身积蓄或者断续的民间力量接济，可持续的传承道路无从谈起。

目前，龙文等人正在奔走呼告可持续机制的建立。

“简言之，在政府认定为非遗，开发商跟进开发后，当地传承者或村民，作为文化多样性的贡献者，也应该享有一定的利益分成权；并且有相应的监督及表达渠道。”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