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召开之时，体量居世界第二的中国经济已连续七个季度增速放缓。但中国执政党在此次大会上显示出对经济减速更大的容忍度，以及对经济发展中深层次问题的清醒认识和力克经济体制改革难关的坚定决心。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列为对未来经济建设五项具体要求中的第一项进行阐述，并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与十七大报告相比，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在十八大报告中上升到更为显著的位置。十七大报告中，“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是中共中央就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出的八项具体要求中的第七项。

    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记者约翰·萨德沃斯在节目中评论十八大报告时特别谈到其中提到的经济体制改革。他说，中共领导层已认识到两位数经济增速的时代一去不返，以往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所有人都在讨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增长更多基于国内消费。”

    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高路易认为，中共不太可能刻意在十八大后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原因之一是他们对经济较慢增长的态度比以前更宽容。

    “新一届领导层有可能会在经济再平衡、结构调整和全面城镇化等领域设计更有雄心、更为综合的改革路径。”他说。

    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下，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来说尤为紧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培林说，国际经济环境已发生重要变化，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进行了结构性改革，新的技术革命正在孕育。与此同时，全人类正面临气候变化、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全球化等挑战，所有这些因素都要求中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从国内看，据中国官方统计，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已从２００２年的１１３５美元升至２０１１年的５４３２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世界银行所说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找到新的增长动力，经济就会陷入长期停滞。

    高路易说，对处在和中国一样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值得警惕，唯有深化改革才能避免。

    作为转型期国家的执政党，中共过去３０多年来一直高扛改革大旗。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断重新审视和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十六大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朝市场化方向迈出大步。四大国有银行改制上市、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汇率制度改革都取得明显成效，利率市场化也于今年“破冰。”与此同时，政府在扩大免费教育覆盖面、加强城乡医疗和养老保险等公共服务领域的进展引人注目。

    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高路易说，更清晰地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角色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尤为重要的部分，也是最应尽早推进的改革之一，因为在这上面花费的时间越长，改革的难度就越高。

    在他看来，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一大关键是要提高生产率，推进创新和产业升级，另一大关键是要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政府和政策施加不正当的影响。

    上述两者都要求让市场而非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一点对减少利益结构对深化改革的潜在阻力而言意义尤为重要。

    刘培林认为，在推动创新的问题上，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效果也不如由市场支配下的大量分散主体配置资源来得好，“创新是对未知世界的试错，参与试错的主体越多，则试错成功的可能性越高。”

    十八大代表、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认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键是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要做的是要修正市场机制的不足，而不是过多干预。

    “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是靠权力来分配资源，这样很容易滋生腐败。而现在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在雅安，几乎所有的资源比如土地、矿产、水电都已经实现了拍卖和招标，能由市场决定的都由市场决定。”他说。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十八大代表、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说：“这次十八大报告再次突出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是很赞成的。”

    他认为，近年来中国利用自己的制度优势和政府调控解决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能难以解决的某些问题，但也应注意过度调控可能留下一些隐患。

    刘培林说，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就与发达国家未能很好处理这两者的关系、过于放松金融管制有很大关联。但中国发展阶段较低，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侧重点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

    “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不是简单的政府职能削弱、强化市场功能，而是两者职能的重新界定，市场要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在基本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社会性监管方面做到位。”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