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 云南的试点与探索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到“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工人、农民代表比例，实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正式作出该项涉及党内民主机制的重要决定。这意味着，除拥有政治荣誉外，党代表们将更好地深度参政；意味着党的民主化程度和党内民主建设达到一个新高度。

党员白茹在红河州蒙自市鸣鹫镇的党员活动室收看了十八大开幕式，自2004年起，她已经参与撰写了14个党代表提案，十八大报告的定调让她“更有底气”。事实上，党代表提案制已经在全国进行了近10年的试点与酝酿，云南省在2009年就已经在全省试水。

制度沿革

党内民主建设的积极探索

“事实上，作为党内民主建设的一种探索，党代表提案制已经酝酿、准备了很多年。”

采访伊始，春城晚报特约政情观察员，云南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教授欧黎明梳理了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

“提案”、“党代表”，这两个原本不搭界的词语第一次被写在一起，是在2008年7月——当时，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党代表大会代表联名“可以向大会提出属于同级党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提案”。

随后，在2009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官方表述变得更加肯定，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去掉了“可以”两字，提出“建立各级党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

十八大的报告则迈出了一大步，从“建立制度”，到确定“实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

云南试点

我省多地已试点党代表提案制

据公开资料显示，红河州蒙自市是云南第一个试点的地区。

记者了解到，我省的昆明、大理、楚雄、玉溪、曲靖、德宏等多地均已开展了党代表提案制试点。另据新华社报道，2008年9月至今，全国365个市州、2684个县市区探索建立了代表提案和提议制度。

2004年，蒙自率先试水“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当地规定，在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党代表可以以代表团成员的名义，向大会提交提案；而且，这种权利亦被延续至大会闭幕后。

“当时很迷茫，不知道党员提案该怎么写，提案的方向是什么？”白茹回忆起自己撰写的第一份党代表提案，当时她所在的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村党支部中已有近百名党员，却没有一个党员活动场所。

“我就把现实困难如实写下，希望能申请到财政拨款，给村子里建个活动室，无论党员还是群众都能使用。”白茹感慨，那几乎不算是一份“提案”，一张A4纸，寥寥200字，没有调研内容，也没有注明委托办理的单位，主题是《希望党建工作向基层倾斜》。

一个月后，组织部门找到了白茹了解了更多情况。同年底，蒙自的20个村子被定为示范村，建设了村民活动所，截至目前，红河各县市基本保证了每个村级党组织每年不低于两万元工作经费，每个村党支部都有个综合活动室、一块球场、一个舞台、一个花园。

“党代表要像人大代表一样为群众做事。”白茹说，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基层民主建设的氛围日趋浓厚，群众多了反映问题的渠道。

红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丁昆介绍，在蒙自试点取得一定成效后，2006年，这一基层党内民主改革被推广至红河全州，县乡两级全面实行了党代表提案制度，当地逐步建立起一整套规范的党代会代表提案提出、交办、处理、反馈工作机制。

最特别的是，红河州专门设置了党代会常任制工作机构，州委党代会常任制办公室级别为正处级，各县市委党代会常任制办公室级别为正科级，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丁昆兼任办公室主任。

提案办理的程序通常是，州委党代会常任制办公室将代表提出的建议逐件登记，报领导阅批，然后交给单位办理，全程督办，对所承办的代表提案，无论办理结果如何，都必须在规定时限内逐一答复，收集反馈意见。

“自2006年来，共收到提案（建议）138件，立案办理的46件，已办复提案46件，其中：党的建设类6件，经济建设类37件，社会事业类的3件。经反馈，党代表满意率100%。”

“党代会常任制是个好东西。”作为云南率先试点的地区，红河州委书记刘一平说，党代会常任制是个民主的做法，是个有效果的做法，也是廉政建设一个有效的手段。这一制度的最大好处是可以使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使得党代表以一种类似于人大代表的身份，从在党内履行职权“扩容”到经济社会发展及“通上达下”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代表提案是代表履职行权最广泛、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也是尊重和落实代表主体地位的体现。”

试点观察

有望成群众利益表达新渠道

“党代会代表提案制使党代表作用的发挥能常态化、长效化，有利于执政党主动了解老百姓的利益诉求。”

在专家看来，党代会代表提案制有望成为一种新的利益表达渠道。

以金平县为例，一个党委委员联系5个党代表，一个党代表联系5个党员，1个党员联系5个群众，织成了一张网，党代表就成了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党代表提案作为一种机制，可以自下而上把社会民生问题反映到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