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基金撤出 转向培养社区、草根组织能力

　　在过去的20多年里，就艾滋病援助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向中国提供了总计1161亿美元。近几年，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援助政策也作出调整。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也相对缩减了对外援助预算，国际资金撤出中国的想法越来越明显。

　　爱知行组织的刘伊戈介绍，美国健康家庭国际在云南的项目今年5月份到期。随着项目到期，其在云南设立的的办公室也随之撤走，不再跟云南的社会组织、民间NGO有任何合作。

　　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工作人员介绍，协会中还在执行的有“中盖”项目，但是到明年3月份就结束了，涉及项目资金约400万元，只限于昆明地区社区组织4年内的项目，包括开展关怀社会男同、暗娼等。另外，美国国际基金发展署和美国国际人口服务组织，涉及管理的项目也实自2010年到2013年年底结束。三年间，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收到的资金支持大约是150万人民币，主要是对社区组织、草根组织能力建设培养。其中的选点共三个，一个是彩云天空，一个是戴托普，一个是西山区健康促进会。但数据显示，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资助金额在中国呈下降趋势。

　　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常务副会长王长安表示，云南省属于边少山穷、艾滋病比较严重的地区，20余年来，得益于国际机构、慈善机构、各级政府、国际NGO的关注和经费援助，就整个云南省来说获得最大的项目，是2000年的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涉及资金约为6000万元。自1995年以来，其他中澳项目、中美项目、中德项目、儿童基金项目、解卡项目等，总计援助资金达到约1亿2000万元。

　　国际合作项目的撤离近几年尤为明显，这也是历史必然。这些组织也为中国的艾滋病群体提供了很大帮助，通过20过年的帮助，他们为我国社区组织、草根组织的能力建设贡献了很大力量。据今年的数据显示，德宏地区数据出现拐点，艾滋病数据开始下降，全省疫情也得到了遏制，流行上升的趋势得到了控制。

　　资金困境 资金渠道太单一

　　近两年，在国际帮助艾滋群体的基金撤离中国的情况下，中国民间关于儿童的公益组织却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相比之下，防艾公益组织则显得捉襟见肘，除了缺少国际资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大多数社会企业并不愿意向防艾机构、草根NGO捐钱。

　　爱知行组织的刘伊戈认为，关注儿童的公益组织更容易获得资金来源，因为企业的爱心会随着媒体的报道引起一定反响，除了能帮助儿童，也能给企业带来好的口碑。除此之外，像网络上时不时会出现一些爱心救助活动，全国各地的网友看到后，也会向需要帮助的人献上爱心。

　　相比之下，关注艾滋的公益组织则比较困难，因为这些组织是常态进行的组织，需要的钱也是持续性的。企业不愿意投给防艾公益组织，大部分原因是对企业的帮助不是很大，“在爱知行，企业捐助的资金约为全年费用的1%。”

　　西山区健康促进会的小四也表示，他们组织大部分的资金来自政府和国际基金，“2010年，我们曾收到企业的2万元爱心捐款，也是有政府从中做媒。”

　　除了草根组织资金渠道单一，大多数草根组织也没有合法身份，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扶持、税收等优惠，就完全不能享受。而由于能力有限，他们也无法向社会募集资源。

　　刘伊戈认为，本土的企业、基金会与NGO对接，才是应对资金来源单一方法，也是长远之计。另外，给基金会与草根组织更多交流机会和平台，政府部门推动召开民间公益项目展示会，实现公益需求与捐助愿望的对接，让更多慈善资源流向草根组织，也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云南应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2011年，面对国际项目撤出，资金减少，中国政府也承诺政府有能力填补这一块的资金。

　　在今年世界艾滋病日到来前夕，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克强于11月26日下午与防治艾滋病民间组织、有关国际组织的代表座谈。有代表提出希望在服务购买、资金投入、运作环境等方面得到政府更多支持。

　　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常务副会长王长安认为，政府承诺填补艾滋病防治领域这一块，怎么填这个空、怎么填好这个空，得有个时间过程。云南省防艾局从2012年开始，拿出政府财政拨付的100万资金做现行试点，探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模式。

　　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也组织相关国际机构的专家和部门，来开展有关艾滋病防治领域，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实施方案的调查，为政府在未来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提供制定政策的依据。王长安介绍，这项工作已于去年10月份开始，预计在明年6月份之前，可以向政府提供一个可行的实施方案报告，“这个政府没给我们支持，我们也要创先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