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与小偷，两代人的对阵

　　在东川，牛是重要的生产和运输工具。面对父子两代偷牛者，袁德安、袁文东两代警察都曾与他们交手。

　　警匪两界，袁家与贺家颇具渊源。

　　2008年，一个背着娃娃的孕妇进了审讯室，原因是“偷牛”。这个长得娇小清秀的女人让袁文东回想起，他在2007年抓捕现场遇见的一个怀孕小偷。那个女子叫沈东琼，配合丈夫贺传洪偷牛，被当场抓获，但因有孕在身，免去了牢狱之灾；没想到一年之后，她又“重出江湖”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茶余饭后，袁文东跟父亲袁德安提起了这个案子，才刚刚说出一个“贺”字，袁德安就恍然大悟：“我知道他！他父亲就是当年的老贼。”

　　袁德安曾参与抓捕贺乡再，“他太狡猾了，我们当时扑了个空。”这个“口风特别严”的人，即使抓到他了，也是 “铁齿铜牙、拒不承认，眼睛死盯着你，嘴巴就是撬不开”。

　　20多年后，袁德安的儿子又与贺乡再的儿子、儿媳狭路相逢，两人同样遵循“拒不承认”的策略，所有问答均为“不知道”，所有签字都不签。只有当袁提起“又见面了，还认识我吗”时，对方才微微点头。

　　“现在只要证据充分，零口供一样可以定罪。”袁文东认为，“他们还信奉‘坦白从宽，牢底坐穿’的教条”。

　　7月23日，都市时报记者在东川区看守所见到了贺三及其妻子陈忠存。这个体型魁梧、留寸板头的中年男人一直面无表情。对作案时间、作案过程、作案次数的回答均为“不记得”，但他清晰地记得“还差两天，进来就4个月了”。

　　陈忠存一直用微弱的声音，支支吾吾地辩解3月5日那天的情况。她说，自己当时在昆明螺蛳湾“进货”，但细究“坐什么交通工具过去？路费是多少？进了什么货？花了多少钱？”时，她则统称为“不记得了”。

　　夫妻二人唯一清晰地记得的，只有孩子。“四个月没回去了，想孩子了。”

　　在东川，牛是最重要的运输工具和耕地工具，对农户而言，牛的经济价值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63岁的宁文太清晰地记得一个场景：20世纪90年代，他还在拖布卡派出所的时候，寒冬腊月的一天凌晨3点钟，一位赤脚的村民挽着裤脚，急匆匆地赶来报案，说家里的牛被偷了。“那双踩着冰凌、石块的脚到处都是血口子。”

　　宁文太连夜联系周边派出所，到私人屠宰场察看。8个小时后，因民派出所传来消息，说牛找到了。那位村民顿时喜极而泣。

　　不过，这样顺利侦破的案子很少，因为“谁家的牛非常难鉴定”。

　　“如果是小偷自己（把牛）留在了家中，或者买方一方坚决不承认，偷盗大牲口的案件就很难侦破。”阿旺派出所副所长陈耀解释说，“尤其像目前的跨区、跨市作案，侦破难度更大。”

　　牛肉价格高企，现在牛的市场价格普遍是8000元-1万元左右，除去分给同伙的钱之外，贺三至少能得到6000元。而贺三那所谓“月入过万”的百货店，不过是一家童装店，因街坊都避之不及，早已是门可罗雀。而在伍兴贤看来，“这家店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

　　偷盗，这种无本生意的高利诱惑，也许就是他们甘愿“几进几出”的诱因。兄弟贺传洪还没释放，贺三夫妻又被拘捕。

　　七八年前，贺家从山腰处的老屋搬出来，住进了拖布卡镇上最好的房子。这所“最好的房子”里，现在只有70岁的老母亲李云芝带着贺三的一儿一女在居住。四个多月未见父母，孩子对父母的印象已经开始有些淡漠。为了避免在孩子心中留下阴影，警察在拘捕贺三和他妻子时，并未在孩子面前给他们扣上手铐。

　　直到今天，贺三等人的盗窃案仍在等待法院的判决。

　　贺家父子几人都是公安局和看守所的“熟客”，在当地警界也属于熟面孔，“没有人不认识贺家”。袁德安、袁文东父子两代警察，都与这个家族打过交道。

　　《昆明日报-昆明信息港》记者 徐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