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前，田伟冬，21岁，饭店厨师；陈建阳，20岁，宾馆门卫；朱又平，20岁，轧钢厂工人；王建平，19岁，水电工人，田孝平，刚满18周岁，还没找到正式工作。

1995年，杭州市萧山区，在缺乏作案工具、指纹证据，主要依赖口供的情况下，这5名青年，被断定为两起抢劫、杀人案的凶手。4人被判死缓，1人被判无期徒刑。

这场冤案终结在2013年7月2日，浙江高院开庭再审，5人被当庭宣判无罪。

现在，距离最晚获释的王建平出狱，也整整一年了。

“咔嚓一下，人生被截掉一大块，缩短了。”

说这话时，田伟冬脸上还带着惊恐。

他们都还没能走出过去18年间被称作“罪犯”的阴影。

如今，萧山案的“五青年”都已接近不惑之年。

尽管获得了高额的国家赔偿，但如何忘记过去、生活在当下、规划未来，对他们而言仍是一个又一个难解的谜题。

人人都说四十不惑，但面对现实，他们却更加困惑。

烙印

除了家人谁也不信任

4月24日，田伟冬坐在咖啡馆里，表情平静。

他考了驾照、买了新车、结婚生子，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出狱后的田伟冬和其他4人一样，正努力弥补错过的日子，迈入新生活。

但18年的牢狱之灾，仍然是他们记忆的禁区。

田伟冬更愿意回忆出狱那刻的感受：“就像从坟中爬出来。在里面很压抑，出来却瞬间失重。”

2013年1月11日，监狱门外，刑满释放的他和妹妹抱头痛哭，然后恍惚地回家，从大门口直径将近一米的火盆上跨了过去，预示着摆脱晦气。

新生活却甩不掉监狱里的烙印。

恰逢梅雨季节，萧山多雨潮湿，连续4天，每天凌晨3点，脊椎骨的剧痛把田伟冬惊醒，这是在狱中落下的病痛。

今年4月27日，穿戴整齐、鼻梁上架着眼镜的田伟冬，开车带着怀孕的妻子去西湖游玩。

尽管西湖距他家仅50多公里，但这是他刑满释放15个月后第一次去。

母亲陈君(化名)说，儿子刚出狱时性格孤僻，不愿迈出大门一步，拒绝与任何外人交流，一年后才逐渐适应。

比田伟冬晚一个月出狱的朱又平，拽出监狱里的各种印记，书信、证书、衣服，全部撕碎，摔进垃圾桶。

他决计不再回忆，想彻底告别过去，为噩运画个句号，但还是时常在夜里被噩梦惊醒。

监狱是长明灯，晚上睡觉不关灯。朱又平回家第一晚，辗转反侧，关灯太暗，开灯又太亮。床头灯开开关关好多次，凌晨3点才睡着，5点不到就起来了。

4月26日，饭桌上，田孝平呼呼地扒拉着米饭，午餐只花了两分钟。他说这是在里面(监狱)养成的习惯，想改都改不了。

王建平曾在新疆服刑，想起当时“烈日下，每天跪在地里摘棉花，一顿只能吃两个酸馍馍”的情景，这位倔强的中年人还是会忍不住掉泪：“我最好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

这5人中，田伟冬是减刑最多，最早刑满释放的人。“谁不想早点出去，只要有机会就会抓住，拼命表现。”田伟冬解释自己当年的状态。

在他看来，人性的多面在监狱里已发挥到极致，这也致使他刑满释放后，不再信任除家人之外的任何人。

他说他不适应城市，太多新鲜事物需要去重新学习。第一次站在ATM机前，他精神高度紧张，生怕它吞进银行卡后再不吐出来。

18年留给5个人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创伤，屈辱、压抑、顺从。走出牢狱之灾，他们都承认，脾气变得暴躁，怒起来很难控制。

他们倒不避讳谈论感情，这5人中的一位，因为这种脾气给婚姻带来麻烦：和新娘办酒席才两个月，他们就争吵不断，最后迅速离婚，潦草收场。

“经历这磨难，你就知道，烙印永远跟着你。”离婚者垂首沮丧。

逃离

怕孩子听到父亲蹲过牢

每天清晨6点，陈建阳会被萧山小城的喧闹声吵醒。

18年间，房子和街道变了模样，这片中国县域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域，如今让他熟悉又陌生。

睁开眼的一瞬，他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今天要做什么？”

答案永远只有一个。

暂时没工作，不用按时上班，除了和4位狱友碰面，聊天喝茶，陈建阳几乎没有其他交际。

他们频繁约见，交流前一晚失眠、做噩梦的经历。

“一天”总觉漫长，临睡前，第二个念头像是如约而至：“人生还来得及吗？”

很多个夜晚，即将迎来40岁的陈建阳总是自问，他担忧、整晚失眠，循环往复。

一早一晚的这两个念头，成了他的心病。

半年前，他索性离开了老家欢潭村，搬到萧山区的中心地段居住。

“城市大，不像老家，大家都关注你。”陈建阳有时害怕被关注。

他将另一个逃离的理由归结为钱。

2013年2月，陈建阳获假释，5个月后，宣判无罪。再后来，他拿到了一笔国家赔偿金，来探视的亲戚朋友挤满了陈家那栋有二层半小楼的院子。

在陈建阳看来，那些嘴边的关心，说着说着就落脚到“钱”字上：“国家到底赔了你多少？”

赔偿款的具体数目，陈建阳不愿透露。“社会上传言很多，村里说赔了我们几千万，完全和事实不符。”

根据国家赔偿的计算公式，媒体曾保守估算，陈建阳等5人将可能获得总计超过530万元，这也会创下国家赔偿的纪录。

530万，陈建阳对此只是含糊带过：“差不多吧。”他不想让大家只关心赔偿：“再多的钱又怎样？我父亲说过，就算赔我再多他都不接受，唯一可以接受的，是赔给他一个十二三岁的孙子。”

在朱又平看来，老家是必须要离开的。他担心孩子在这里长大后，有人提及他的往事。即便他是清白的，也不愿孩子知道自己有个蹲过大牢的父亲。

“这是以后可预见的、一定要面对的东西。”朱又平说。

家乡可以逃离，但逃不开的，是未来的生计。

危机

应对中年危机经验值为0

“你觉得我心理年龄多大？”陈建阳问。

他始终觉得他们5个人即将迈入四十岁的躯壳里，包裹着和年龄不匹配的心理状态。

“我们也会遭遇中年危机。”陈建阳说，但比起同龄人，在应对家庭和事业遭遇的危机时，他们的经验值简直为0。

田孝平的父亲患了癌症，医院宣告已没有必要救治，他把父亲从医院接回家，照顾老人最后的时日；王建平的爸爸刚刚做完开颅手术，生活也难以自理。父辈相继出事，让他俩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缓过劲来。

“这些事，同龄人都有可能会遇到，但放到我们身上，就觉得生活更加不易。”陈建阳说。

刚出狱时的田伟冬还曾满怀希望，凭一技之长找份工作，证明自身的价值。

在监狱服刑时，他曾经过几个月的短暂培训，后被调入卫生站做护工，“几乎是拿着听诊器，听见同监狱的犯人心跳停掉。”

但这项经历并没给他的求职带来加分。

他在监狱里还参加了成人自考，读了物流专业。出狱后，他研究了快递公司和电商的物流，却发现在狱中学习的理论和实际完全不符，还是得从最基层的快递员干起。

快40岁了，还得和20多岁的年轻人竞争，想到这，他放弃了。

陈建阳倚仗的是那笔国家赔偿金，他想到了创业，把目标定位在机械加工厂。

他觉得自己有行业经验。

陈建阳曾在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这里素以关押重刑犯闻名。他曾是监狱机械加工车间的操作工。“在流水线上我是一把好手，比别人要熟练得多。”讲到这儿时，陈建阳脸上露出少见的自信。

但因为脱离社会多年，他对市场缺乏判断，拿不准方向。

带着疑虑，他向曾采访过他的记者咨询，对方说：“这已经是夕阳产业，要投资最好谨慎些。”

从陈建阳的老家欢潭开往萧山的公车上，沿途能看见林立的机械加工厂，但都已破败衰落，陈建阳忧心忡忡。

果然，开业3个月，经营一直没起色，厂子最后被迫关门，赔了一笔钱，留给陈建阳的，是一片搁置不用的老旧设备和厂房。

他倍感挫折。“一下没了信心。”他耷拉着脑袋说，“除了这个，其他我什么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