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遗体27日在京火化。

　　上午9时许，从北京协和医院起灵，前往八宝山。遵照杨绛先生遗嘱，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

　　另，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27日发出讣告称：钱锺书、杨绛先生家中所藏存珍贵文物字画，已于生前全部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籍、手稿以及其他财产等，亦均作了安排交待，捐赠国家有关单位，并指定了遗嘱执行人。

杨绛：旧时代的新人　新时代的旧人

　　杨绛最后一组散文发表于2013年10月15日，题目叫《忆孩时》。这一年她突然想到：五四运动时身在现场的人，现在大概只有她一个了吧？

　　她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见过五四运动现场的人了。而她跨越百年的人生远比网络上流传的“鸡汤文”更丰富厚实。她出生在清宣统三年，不仅见过北京大街上身穿竹布长衫的学生举着小旗子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劳工神圣！”“恋爱自由！”也熟悉张勋复辟时空旷的北京街道，以及如何在噼噼啪啪的枪响中弯腰奔跑。少年时，她见过苏州杨宅前前后后的电灯同时点亮，又霎时变暗的情景；二战后，她见过父亲生前心爱的竹根雕陈抟老祖像，被陈列在上海霞飞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

　　此后的人生中，她还经历了解放军进城、新中国成立以及一波又一波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当硝烟散尽，她的作品重新出现在书店热销榜上的时候，读者已经把她视为旧时代大家闺秀的代表，钱锺书先生的夫人。

　　但在最初，还没有“杨绛”这个笔名的时候，籍贯江苏无锡的北京小妞杨季康是一个再新潮不过的女性。1912年7月17日，她的父亲、同盟会成员杨荫杭为女儿庆祝一周岁生日，认定“满清既已推翻，就不该再用阴历”，因此杨绛的生日从来都只过阳历。

　　她生于清末。她常自豪地对人说：“我比中华民国还年长100天！”

　　从小她就是个调皮的女孩，读的是“文白掺杂”的课本，在天主教会办的洋学堂里“掐琴”、跳绳、拍皮球，甚至装睡偷看修女姆姆头上戴几顶帽子。回老家无锡时，她的一身装扮引发当地的老少妇女涌上大街围观，乡亲们毫不客气地呼邻唤友：“快点来看呶！梳则辫子促则腰裙呶！”（无锡土话：“快来看哦！梳着辫子束着裙子哦！”） 

　　长大后，与同时代的女性不同，她自己选择了职业与丈夫。

　　她始终与旧式妇女的柔顺挨不着边。上海沦陷时，杨绛经济困顿。但她宁愿当个代课的小学老师，也不愿应恩师的邀请去当中学校长。

　　她从来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点终身未改。

5月25日，北京，清华大学，学生们在校园悼念杨绛先生。当日凌晨1时，当代著名作家、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杨绛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消息传来，清华师生以多种形式缅怀这位传递温暖与大爱的老学长。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隽辉/摄

　　2013年出版的《杨绛全集》中收录了她的三封信，都写于2001年。一封写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舒乙，声明她和钱锺书不愿入中国现代文学馆；一封信写给文联领导，表示钱锺书不愿当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她也不愿违背其遗愿给文联的“豪华纪念册”提供十寸照片；最后一封信写给《一代才子钱锺书》的作者汤晏，在信中，杨绛表达了对他观点的不赞同：“钱锺书不愿去父母之邦，有几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他的mother tongue，他不愿意用外文创作。假如他不得已只能寄居国外，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他必须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以图生存……《百合心》是不会写下去了；《槐聚诗存》也没有了；《宋诗选注》也没有了；《管锥编》也没有了。”

　　杨绛一辈子没用文言文跟人通过信，毛笔字写得也很“笨滞”。要说她文字里为什么没有人们熟悉的“现代气息”，杨绛觉得，“很可能是因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

　　这样一个新式的杨绛，偏偏遇到了旧式大家庭里出来的钱锺书，一个分不清左脚右脚、兴起时会抓起毛笔往她脸上画大花猫的读书人。后来她曾经想过，要是按照钱家的规矩包办婚姻，她公公一准会给这个“痴气”的儿子找个严厉的媳妇，把他管得老老实实。

　　但她只想维持住丈夫的“痴气”。生孩子住院时，钱锺书常常苦着脸来汇报“我做坏事了”，有时候打翻了墨水瓶，有时候砸了台灯，有时候不小心拔下了门轴上的门球，杨绛只说：“不要紧，我会修。”

　　晚年，她不止一次告诉别人：“钱锺书曾和我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我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上海沦陷时，为了让丈夫安心写《围城》，她自己扛起了生火烧饭洗衣的担子，常常被煤烟熏成花脸，也并不觉得有什么难过。她曾被叫去日本宪兵司令部接受盘问，出门手边还不忘带一卷《杜诗镜铨》。日本人见到她，先笑说：“杜甫的诗很好啊。”

　　她后来说，钱锺书虽然爱学问，但也知道自己不是有钱人家子弟，先得有个职业图生存，剩余的精力才能拿来做学问。“他的志向虽然不大，却也不小了。”

　　她说，支撑她驱散恐惧，走过艰难困顿的，是对文化的信仰。

　　在日据时，她相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一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她不相信传承数千年的文化，会被暴力毁于一旦。“抗日战争不久，解放战争又起。许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国外逃跑，”很多年后，96岁的杨绛在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写道，“我们的思想并不进步。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都是形容苏联‘铁幕’后的生活情况，……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做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

　　于是她在乱世里把自己管辖的厕所打扫得纤尘不染，也有人回忆说，一次批斗会上，面对^造**派的战斗檄文，其他批斗对象都低头认罪，杨绛居然红着脸、抬着头说：“事实不是你们说的那样！”

　　她被剃了个“阴阳头”。钱锺书急得问“怎么办？”

　　“总有办法。”她连夜给自己做了一顶假发。

　　“‘文化大革命’以后，那些伤痕文学作家都在写他们怎么受苦，她就在受苦的过程中写到了怎么看那些人在不得不作态的情况下对他们提供的那一点点人性的温暖”，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在2014年读过《杨绛全集》后如是说。

　　他注意到，在杨绛笔下，许多被视为“祸端”的年轻人，到底也只是大浪潮下被革命激情裹挟的“披着狼皮的羊”。她甚至在散文中感激这些“羊”替他们老夫妇打掩护，帮她更快地完成了《堂吉诃德》的翻译。

　　后来，她说：“世态人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书上的描摹，戏里的扮演，即使栩栩如生，究竟只是文艺作品；人情世态，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新奇得令人震惊，令人骇怪，给人以更深刻的效益，更奇妙的娱乐。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

　　当一个更热闹的时代来到杨绛身边时，满世界年轻人已经很少再能辨识出她的“新潮”了。

    这是20世纪80年代杨绛和丈夫钱锺书在北京南沙沟家中阳台的合影。新华社发

　　钱锺书去世后，她在家中著书、译书，并整理丈夫的遗作。人们赞叹她淡泊名利，竟不愿领导拜访；大书特书她在北京三里河的寓所没有装修，只有白墙与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锺书在世时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人们更惊讶于她竟将稿费全都捐给清华“好读书”奖学金，支持家境困难的大学生继续学习。

　　在百岁之际写下的散文集里，她说，自己一辈子“这也忍、那也忍”，无非是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人生的最后几年，杨绛回顾自己的作品，很奇怪，自己在散文中回忆过父亲，回忆过姑母，怎么没有回忆过母亲呢？母亲忠厚老实，一点儿也不敏捷，就算有人欺负她，她往往要好一阵才明白过来：“哦，他（或她）在笑我。”妈妈爱读小说，新小说旧小说都看，有时看得痴痴地笑。

　　“我早已无父无母，姊妹兄弟也没有了，独在灯下，写完这篇《回忆》，还在痴痴地回忆又回忆。”

　　就算到了100岁以后，杨绛每晚睡前还有翻旧书的习惯。有的书上还留着钱锺书曾经的折角、圈的点、画的勾，她跟着一一细读。

　　102岁那年，杨绛读着一本满是丈夫批注的《明清史论著集刊》，忽然想起童年时，爸爸牵着她的手，让她对客厅里一位说常州话的客人行个鞠躬礼，喊一声“太先生”——那位叔公，不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吗？那一刻，琢磨明白了典故的她恨不能告诉锺书，自己曾见过这位作者。

 　　——读书，思考，写作，这可能是她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了。一辈子只做了那么一点事。一辈子没有停止。（文：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黄昉苨）

人们为什么如此怀念杨绛

　　5月25日凌晨，杨绛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105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杨绛的地位可能不是最高的，但她所取得的社会关注度，或许可以说超越了她在文学界的地位。但是，众人的敬仰并非毫无依据，从杨绛先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当代人稀缺的闪光点。

　　杨绛是钱锺书的妻子，是著名作家、戏剧家和翻译家。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60多年，直到2014年还在公演；她的《干校六记》《我们仨》等作品具有穿越时代的力量，也是出版界叫好又叫座的畅销书；她翻译的西班牙文学名著《堂吉诃德》是该书最好的中文译本之一。与一些文学家相比，杨绛称不上高产作家，但几乎篇篇以精致的文本、深邃的思想让读者折服。

　　人们怀念杨绛，因为她的作品让人在浮躁的文学风气中感到一股清新。从创作活跃的年代看，杨绛和“鲁郭茅巴老曹”等现代文学大家属于同代人，但因高寿与晚年旺盛的创作力，她又是不折不扣的当代作家。

　　杨绛的许多著作都是“超级畅销书”，但是没有一本书的销量是通过炒作获得的。她的《我们仨》等晚年作品让人接触到一种“新鲜的经典”，她的创作态度明白地回答了当代文学能不能产生经典和怎样产生经典的疑问。

　　人们怀念杨绛，还因为她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品格。杨绛出生于1911年，这决定了她要生活在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年代。“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这句英国诗人兰德的诗，也是杨绛一生为人处世的写照。杨绛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骨气，特别是在日寇侵华期间，她和丈夫钱锺书身陷上海孤岛，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巧妙地与之周旋；她还有着深厚的西学素养，对推动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们怀念杨绛，同样因为她与钱锺书先生“稀缺”的爱情故事。钱锺书引用英国作家的话来描述自己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在各类关于杨绛的传记和报道中，流传着许多钱锺书与杨绛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之所以能够屡屡打动当代人，是因为这种爱情观念传达了人类最真挚的情感，让一些流行的浮躁爱情观相形见绌。

　　杨绛应对困难的勇气和担当也令人折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杨绛一度被安排扫厕所，但她认为“收拾厕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其一，可以躲避红卫兵的“^造**”；其二，可以销毁“会生麻烦的字纸”；其三，可以“享到向所未识的自由”。这种豁达与坚韧让她走过了那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难能可贵的是，杨绛能够真实地将自己在逆境中的遭遇记录下来，以文学的方式提醒后人牢记历史教训。

　　近年来，每每有文化老人去世，公众都会产生强烈的怀念情绪。这种现象是令人欣慰的，它至少说明了尊重文化和文化人的社会风气没有消失。但是，人们的怀念也蕴含着一句潜台词：像那些文化老人一样的人，在当下是否能够继续出现？文化老人给我们的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继承和创造更多精神财富的责任，落到了当代人的肩上。这也是人们怀念杨绛所要表达的最主要观点。（文：王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