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山与中原千山阻隔，地处绝域，古来即矛盾地存在着：既有“不意永昌风俗敦直乃尔！”（诸葛亮）的誉评，也有“锦字何由寄永昌？”（黄娥——杨升庵继室）的天涯之叹。直到当代，都似乎这样尴尬：保山既是需要大开发的西部之西部，又是能让不少外乡人“既来之，则安之”的温润之地。
    除非是偏见和无知，才会把保山视为蛮烟瘴雨的文化不毛之地。其实梳理一下，历代与保山有缘的文化名士还真不少呢。
    其中有或因领命朝廷到云南、到保山的“学而优则仕”的地方官，如严时泰（进士，浙江余姚人，明嘉靖时任永昌知府，在任时始设保山县）、曹鸿勋（状元，山东潍县人，清光绪时任永昌知府，也是文献可查的流官保山的唯一状元）、阮元（进士，江苏仪征人，清道光时任云贵总督的清末大学问家，其到保巡检时写的《小兰津》七律刻石尚镶嵌在保山一中“大成殿”墙壁）、林则徐（在因“云南回民京控案”被钦点任云贵总督后，曾亲临保山查办“永昌汉回互斗案”）。他们既是封疆官吏，又是文采卓然的饱学之士，对保山文明开化的贡献，尚有迹可寻。
    或虽为武官，征战戌边到保山，但不失为儒将者，如邓子龙、刘綎，尤其是邓子龙，其墨香至今，民间传说仍神乎其神。
    或虽罹厄运，充军而来，“然每为朝臣获罪者，故官民重之，延为馆宾，士民从游问学，每多韵事”（据方国瑜主编之《保山县志稿》）。典型者，如杨升庵，活了72岁，后半余生36年就流寓保山，却为“明代著述第一”，滇人多师之，曾产生了“杨门六学士”（张含、李元阳等），“至今，保山人仍然以敬仰、同情、感激的口吻说起他，说起他不幸的遭遇，说起他的诗词文曲，说起他在保山乃至整个云南文化教育史上卓越的贡献和影响”（据陈墨《保山絮语》一文）。
    或做为旅人或浪迹者短暂羁旅、过往保山，却留下生动而有价值的记述者，如马可·波罗、徐霞客、埃德加·斯诺、艾芜。还有诗僧担当，也曾云游至永昌，不惟留下墨迹，相传“口袋豆腐”的名食即为其创。
    或虽不以文而名，却在保山的文化历史中留下很深记忆流传者，如诸葛亮、明建文帝、明永历帝，还有“三征麓川”的兵部尚书王骥。
    或足迹不曾到保，而著述和诗文中关注过保山者，如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郦道元、骆宾王、韩愈、元稹、白居易、樊绰、欧阳修、司马光、顾炎武、章太炎、蔡元培。其中，象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的《红藤杖》和《骠国乐》等，至今为研究者和欣赏者常所征引。
    云南近代宿儒，如赵藩、陈荣昌、袁嘉谷、周钟岳等，也与保山有过“文缘”。
 及至现代，最值一提的是，因抗战军兴，一些文化名流与保山结缘：萧乾是第一个采写滇缅国防公路的作家；参加中国远征军的诗人穆旦（杜聿明将军的随军翻译）、杜运燮，解放后成为现代汉语专家的张志公，都随军到过保山；徐悲鸿于1942年底至1943年2月，曾在保山举办“劳军画展”，以资抗日，保山青年赵国亚、马立生、王德鸿等有幸师从学艺；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冯友兰、潘光旦、方国瑜等教授同来保山讲学，曾受聘续编《保山县志稿》，最后由方国瑜主编，方国瑜先生另有亲自考察后的著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作家柯岩少年时因其父参加修建滇缅公路，曾随到保山念书，离开60年后，和夫君贺敬之一起又回访了原来就读的文忠小学（现保山实验小学），后来写了《六十年后的作业》一文发表在《云南日报》上。（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为了滇西抗战的历史追问，保山又纷纷走来一些知名文化人：杨益言、邓贤、方军、苏智良、王选、戈叔亚……）
    再至当代，由于交通的便利、交流的频繁等，到过甚至是几次到过保山的文化名人堪称不胜枚举：林默涵、周巍峙、王蒙、魏巍、汪曾祺、邵燕祥、邓友梅、李瑛、彭荆风、玛拉泌夫、蒋子龙、陈忠实、於梨华、陈墨、方方、周涛、晓雪、杨苏、周良沛、于坚、海男、汤世杰、戴爱莲、金铁霖、张也、吕厚民、崔永元、敬一丹……
    省内外书画界的大师、名人：于右任、楚图南、赵朴初、沈鹏、袁晓岑、李群杰、赵浩如、冯国语、郭伟等也与保山有过“墨缘”。
    保山本籍走出的有成就有影响的文化名人也不少：“明代三张”（张志淳及子张含、张合）、“兄弟进士”（胡琏、胡璇）、王弘祚、马注、徐崇岳、“滇南二袁”（纂《滇南诗略》、《滇南文略》的袁文典、袁文揆兄弟）、范仕义、李根源、艾思奇、陆铿、赵仲牧、林超民、卢云生、李心草……
    从古至今的这些文化名人，无论是学问家，还是作家、艺术家，甚至政治家、军事家，也遑论客籍、本籍，他们都是写保山的文化发展史需要开列的名录之选。其中，有的对保山历史与文化的影响，足可单独作长文甚至专著，如杨升庵、邓子龙、李根源等。事实上，这些年，我们也陆续欣喜地读到了这样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