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文化”做为历史的客观存在，已近两千年，但人们对“永昌文化”的热议，主要是从1990年代随着保山经济文化的发展应运而起的。其间，保山的最高学府——保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曾成立“永昌文化研究室”，出版过散文集《永昌文化》，保山市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各界人士也就“永昌文化”的深厚蕴藉进行过广泛深入的探究。
“永昌文化”首先从地理上讲，是一种地域概念的文化，因而它有着区隔于彼的强烈的地方性。东汉永平12年（公元69年），哀牢内属，永昌郡立，为其肇始。东永昌郡时为全国第二大郡，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郡治在保山，统治区域却大致包括了现滇西、滇南及缅北这样广大的地区。自设永昌郡，其后做为一个行政区划名称虽屡经历史更迭，如亦曾称永昌府，亦曾称金齿军民指挥使司等，但直到现在都让保山人引为自豪、认为失之可惜的“永昌”之名，在近代辛亥革命后1913年废府置县后，才走进历史。
然而“永昌文化”，以地理而名，却更重要的是历史形成的它的内涵。“永昌文化”应是一种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晶。其主导的是在历史上相对先进的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它因大量的中原内地移民（尤在明洪武以后）和统治者本身的“文化肤色”而居于文化基调的地位。但“永昌文化”无疑由于它的开放性、包容性，使它也融入了边地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特征，同时，由于永昌故地自古便为中华通向缅印和更广大、更遥远的殊方异域所必经，中外文明交流的印记也明显地刻在其身上。
“永昌文化”，既以大量的文献为载体——这些文献，不仅包括象张志淳、张含、张合父子的诗文、回族学者马注的著述这些本籍先贤们的创造，也包括曾客居或游历至永昌的马可·波罗、杨升庵、徐霞客等客籍人士的贡献，甚至没到过永昌的大诗人白居易等也写下过与永昌有关的珍贵篇什，而《永昌府文征》之类的鸿篇巨制堪称集大成者；也反映在各种实物——建筑、服饰、器物等的特征中；更做为文化基因鲜活于至今的保山人身上——比如保山人接纳八方的开放胸襟，应是可以远溯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