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时下的“古城热”?在保护与开发之间,寻找怎样的结合点?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如何克服“GDP冲动”,使古城保护、开发走上科学发展之路?
9月6日,“中国石家庄·正定古城文化保护论坛”在石家庄市举行。200多位参会官员和学者,对各地古城保护、开发的得失,进行了全方位研讨。
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商业利益,快速推进古城保护开发,针对由此导致的种种问题,专家们疾呼:急不得,慢下来!
“古城热”与“故里热”异曲同工
不久前,正定县宣布将斥巨资恢复古城风貌。近年来,仅河北省就有秦皇岛、邯郸等地先后对山海关古城、广府古城等进行保护性开发。
“在河北省乃至全国,正定古城的保护开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有专家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这波“古城热”,与时下轰轰烈烈的“名人故里热”异曲同工,相伴而生。许多地方政府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商业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距离北京很近的河北某地,曾开发了“天下第一城”等项目。国家旅游局综合司副司长高舜礼指出,该项目由于缺乏相应历史文化依据,最终经营艰难而以转型告终。
为发展旅游业,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定曾陆续兴建了西游记一宫、西游记二宫、封神演义宫、探险乐园、军事游乐园、野城等一批旅游景观和游乐场所,其中的大多数如今经营状况不尽如人意。
“正定曾经开发的那些旅游场所,虽然当时确实起到了吸引游客的效果。但可能不是今后的主要发展方向。”高舜礼认为,正定旅游业面临转型。
在河北省旅游局原副局长刘筱秋看来,古城的原真性、唯一性以及排他性,正是古城发展旅游业的商业价值所在,也是与其他地方的旅游业竞争的核心竞争力。“丽江、平遥等古城保护开发给当地经济带来的巨大收益,无疑使许多地方政府发展当地旅游产业的思路受到了触动。”
记者了解到,将在正定古城保护开发中获益的,并非只有正定一地。随着石家庄市市区北跨滹沱河,紧邻滹沱河北岸的正定同时将被纳入市区。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指出,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正定,将使铁路枢纽石家庄的城市品牌含金量大增。“古城不是城市现代化的包袱,而是体现城市文明、展示城市历史、延续城市文脉、彰显城市底蕴的‘最佳媒体’。”他说。
“国外古城保护的主导者多是基金会,而国内这波‘古城热’,与‘名人故里热’一样,通常都是由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的。”有与会专家说。
“曲江模式”对地方政府官员诱惑巨大?
与会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并不排斥在古城的保护过程中,同时发展旅游业,但他们普遍认为,应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科学发展的结合点。
“目前,大多数地方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层面。”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指出,珍惜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绝非只是出于文物工作者的个人爱好,更不是因为这是赚钱的品牌和古董,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和珍惜我们民族的历史,保护、珍惜人民群众的心理归属和情感需求。
“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精神层面。丢失了文化遗产,我们就会心无所依,怅然若失,难以找到回家的路。”孙家正说。
此次论坛上,备受争议的“曲江模式”,再次引发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关注。
从2002年起,西安曲江新区相继规划建设了唐大慈恩寺、唐城墙、唐芙蓉园等六大遗址公园,公共园林面积总计3300多亩。另外,还有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六大文化场馆,以及包括大雁塔北广场、贞观文化广场等在内的系列文化广场等。
何谓“曲江模式”?西安市副市长、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主任段先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概括说:“曲江主要是依托文化遗产,整合历史资源,通过创意和策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带动其他产业门类发展。”
但一直以来,“重商业开发,轻文脉保护”,却是学界对曲江开发项目最主要的批评。
针对在西安市大雁塔北广场建亚洲第一喷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在论坛发言时认为,古城不能建成一个“游乐场”。“我们保护古城不是为了梳妆打扮好给别人‘看’的,也不是给我们自己‘看’的,而是为了‘想’的,为了‘凭吊’的。”他说。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认为,古城保护规划中,要“将历史故事放在前因后果中去认识其价值”,而不能割断其“网络”独立存在。在他看来,所谓古城的存在“网络”,既包括历史的坐标,也包括其所处的地理环境。
“我不是文物界的,但是我知道文物界的意见,就是坚决不走曲江的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舒乙将“曲江模式”形容为:挂着文物的“羊头”,卖房地产的“狗肉”。
他表示,正定一个县就拥有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定应凭借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自己的路,那就是“挂文物的‘头’、卖文物的‘肉’”。
有资料显示,2003年,曲江新区的土地为每亩30万元到50万元,到2009年,出让价格为每亩300万元到600万元。在近年全国抑制房价的大背景下,曲江有的楼盘的价格甚至高达每平方米4万至6万元。
“‘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官员来说,曲江模式’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舒乙坦言,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官员能否抑制追求短期利益的冲动,将是古城保护开发能否走上科学发展之路的关键之一。
古城保护怎样追求收益
舒乙并不反对通过古城保护发展地方经济,但他认为,不可操之过急、急于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因此而迷失了古城保护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做古城保护不是不能获益,而是要看追求怎样的收益。”他说。
舒乙以意大利罗马、日本东都为例,这些城市在踏踏实实坚持多年古城保护后,最终从中获益。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表示,古城的保护在初期以投入为主,收益可能慢慢才能显现,地方政府可能会因此面临巨大的GDP考核压力。
扬州市文物局局长顾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在当前“经济城市”发展模式和政绩考核体系下,为了扬州的古城保护,扬州的GDP排名落后,市委书记、市长每次到省里开会都很难受。扬州的GDP不仅远远落后于苏南的苏州、无锡等城市,就是在扬州、泰州、南通苏中三城中,也是倒数第一。
“在国际上扬州被表扬得最多,但在省里开会,扬州GDP排名压力很大,在一热一冷之间徘徊,领导没有定力,他可能会很彷徨。”顾风说。
有专家分析指出,由于一些地方官员任期较短,急于在任期内有所表现,受难以抑制的“GDP冲动”驱使,在古城的开发中表现得急于求成。
“保护文化遗产要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指出,在国际上,早期由国家组织实施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最先考虑的基本上都是社会效益。政府设立机构,制定法律规章,投入保护资金。开始时阻力很大,但数十年后,人们发现当初对文化遗产保护花力气大的地方,正是今天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好的地方,是生产力发展最有效、最持久的地方。
在古城的保护开发过程中,资金投入是地方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没有资金投入,再好的规划也只能挂在墙上。”张杰认为,在古城的保护开发中,市场有作用,但不能起主导性作用。“实践证明,在这个问题上,市场一主导,往往会出现偏差。”
记者了解到,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古城的保护开发,钱多有钱多的做法,钱少有钱少的干法。对此,刘庆柱归纳为“没有能力办,慢慢再办;不知道怎么办,就暂时不办。”他强调说:“古城保护恰恰需要慢。”
舒乙对此颇为认同。他到日本访问时,对当地的古城保护印象深刻。“当时日本的鉴真庙正准备大修,他们作了一个修复规划,修复时间竟然是100年。”而这样的“慢工细活”,在国外的古城保护中屡见不鲜。
“古城保护,我们国内存在一个误区,希望快一点。光着急不行,这是一个社会的系统工程,不是把房子修好了就好。”舒乙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