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曲河从格咱乡冈波亚雪山出发，流经翁水、永满等地，缓流至巴拉格宗大峡谷出口处，便是素有“高原小江南”之称的香格里拉县尼西乡幸福村上桥头村民小组。四季瓜果飘香的上桥头村海拔1950米，在绿树山花的掩映中，纯白色藏式碉房沿冈曲河随意散布，宛如绵长的干热河谷中仙人不慎遗落的袖珍型绿洲。这个全村总耕地面积仅360亩的小山村与四川省甘孜州的得荣县接壤，同时也是内地通往西藏的要冲之一。就在这片看似宁静的土地上，“重走茶马古道，再现滇藏马帮”大型马帮重走过，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晓明重走长征路到香格里拉期间曾亲临过……这里是近百年前藏族和汉族通婚繁衍形成的村落，在这个 “果香景美民富足”的村庄，藏、汉文化如水乳般地和谐交融。
传说与现实
上桥头，藏语地名“冈觉”（意为箱子漂流），据说其地名来源于一个在当地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文成公主进藏时，途中与松赞干布派去迎娶文成公主的大臣曲弥桑布扎产生感情并有了关系，之后文成公主有了身孕。当文成公主进藏一行人到达尼西乡幸福村“形朵”（现幸福村形朵村民小组）时，文成公主分娩，产下一名男婴，“形朵”便由此得名（意为生小孩）。当时文成公主和曲弥桑布扎两人为了避免不受惩罚，来到现在的上桥头村，在温泉水中将男婴洗净，将他放进一个木箱里，把木箱放进村畔的河里，任其顺流而下，“冈曲”（意为放箱子的河水）和“冈觉”便由此得名。当然，这仅仅只是无从历史考据的传说。
上桥头，藏语地名“冈觉”（意为箱子漂流），据说其地名来源于一个在当地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文成公主进藏时，途中与松赞干布派去迎娶文成公主的大臣曲弥桑布扎产生感情并有了关系，之后文成公主有了身孕。当文成公主进藏一行人到达尼西乡幸福村“形朵”（现幸福村形朵村民小组）时，文成公主分娩，产下一名男婴，“形朵”便由此得名（意为生小孩）。当时文成公主和曲弥桑布扎两人为了避免不受惩罚，来到现在的上桥头村，在温泉水中将男婴洗净，将他放进一个木箱里，把木箱放进村畔的河里，任其顺流而下，“冈曲”（意为放箱子的河水）和“冈觉”便由此得名。当然，这仅仅只是无从历史考据的传说。
现实与传说的相通之处是——上桥头村里的“资纳腊”山，就是滇藏茶马古道中北上进入川藏的唯一通道。
众所周知，滇藏茶马古道是自唐代以来逐步形成的沟通川、滇、藏边三角地区的古商道，它是以藏族地区的马匹、皮毛、麝香、鹿茸、虫草等特产和四川、云南茶叶产区的茶叶，以及邻近地区所产的糖、布、线、粉丝等生活日用品来做贸易的商业通道，主要依靠马帮在山谷、驿道中长途跋涉来运输货物。通过这条民间贸易的商道，藏汉的物资交流自唐、宋以后持续了一千多年，维系了汉藏两地物资与文化的交流，并在上世纪中叶的抗战期间达到了鼎盛。在如今的上桥头村，在茶马古道上驰骋过的人虽已不在，但作为滇藏茶马古道上的一个必经之地，古道和马帮留下的故事在当地还是广为流传，据说村里已故多年的冯氏家族的六五，便是在茶马古道上风流一时的人物，在当时，他便在村里有了自己颇具规模的木碗作坊，茶马古道上就有过他的马帮，马帮上驮的便有他的作坊里生产出的木碗。
文化现状与由来
上桥头村是藏族村落，但村里仍保持着廖、谢、王、曹、杨、冯六大姓氏，平常交流用的是藏、汉语相糅合的方言。在该地的方言中，藏语部分与尼西幸福村藏语发音完全一致，而汉语部分，却遗留了众多的陕、赣语言的成分。如儿话韵发音：兔儿等，更有一首相传甚远的童谣中出现了嫫嫫这一称呼：月亮嫫嫫/像雪团/宝狼哥哥跌下井/硬是不见影……这便是汉文化在当地存留的印记。
上桥头村实行土葬，宗教崇拜以藏传佛教为主，也有少数人崇信佛道混合教。一些节日习俗，便明显地混合了藏、汉两种文化，如清明祭祖，清明当天口念藏经文，在坟头、门头插柳，头上戴柳等。中秋时分，上桥头村民便要祭拜月亮，还习惯做一种独特的月饼，月饼大部分状如满月，还有小鸟、小兔模样，月饼表皮描绘或印制上藏八宝、玉兔、胖娃娃等图案，并以红、绿两种可食色装扮，饼仁以核桃仁、红糖、薄荷等为主，除此，上桥头村还有过“鬼节”等迎祖、送祖的习俗。
婚俗是最能体现一个民族个性与特色的文化现象，上桥头的婚俗，便是纯粹的尼西婚礼，村民个个以尼西藏服饰盛装打扮、送亲、迎亲、“格察晒”（受家训）等，三天三夜的狂欢，情舞对跳直至跳破靴子、跳去夜幕。在饮食上，上桥头村更是集中了藏、汉饮食的精华，随便进哪个家，即能喝上喷香的酥油茶、吃上喷香的糌粑，又能吃上糖醋鲤鱼、红烧肉、汤圆等。饮食习惯如此，建筑是如此，上桥头居民的建筑是藏、汉文化的结晶，这里的建筑以藏民族河谷地带建筑风格为主调，并巧妙地吸收了汉族建筑风格，体现出了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这个藏族村寨的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在此，我们可以翻阅一些资料。唐樊绰《云南志》载：“裳人，本汉人也。部落在铁桥北，不知迁徙年月，初袭汉服，后稍参诸戎风俗，迄今朝霞缠头，其余无异。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领兵攻破吐蕃铁桥节度城，即移于云南东北诸川”。又民国28年《中甸县志》载：“中甸汉族有陕、赣、湖广、川、滇诸种，其一部分系为绿营兵弁兵之苗裔所繁衍，其余则为贸易、开垦、游艺而来。”清雍正六年（1728年），在中甸设置塘讯，400多名绿营兵进入，他们大多数带有家眷，民国元年（1912年），绿营兵的饷粮被废除，便在县里下桥头、箐口、汤堆等地留下塘讯兵落籍，这些村落，便有他们的后裔所在。
这个藏族村寨的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在此，我们可以翻阅一些资料。唐樊绰《云南志》载：“裳人，本汉人也。部落在铁桥北，不知迁徙年月，初袭汉服，后稍参诸戎风俗，迄今朝霞缠头，其余无异。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领兵攻破吐蕃铁桥节度城，即移于云南东北诸川”。又民国28年《中甸县志》载：“中甸汉族有陕、赣、湖广、川、滇诸种，其一部分系为绿营兵弁兵之苗裔所繁衍，其余则为贸易、开垦、游艺而来。”清雍正六年（1728年），在中甸设置塘讯，400多名绿营兵进入，他们大多数带有家眷，民国元年（1912年），绿营兵的饷粮被废除，便在县里下桥头、箐口、汤堆等地留下塘讯兵落籍，这些村落，便有他们的后裔所在。
确切说来，在民国元年，大约有6个清朝绿营兵在上桥头落户，并不断与周边的藏民通婚，在时间的长河中，汉族将其先进的文化不断传播给藏族，另一方面，藏族也将其独特的文化不断传播给汉族，最后，他们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上桥头独特的和谐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