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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被送往广州强制戒网瘾 称回家后想砍死父母
2010-10-21 09:18:46 来源: 作者: 【 】 浏览:187次 评论:0

少年被送往广州强制戒网瘾 称回家后想砍死父母

中国青年报

被强制戒网瘾改变的青春

  本报记者 甘丽华

     看上去,莫安(化名)和普通的高一学生没什么两样——有点潮,有点颓。但他的内心却已是千疮百孔,他害怕铁门、铁栏杆、铁床,甚至不敢走进铁制的校门;他害怕被“关”在教室里,内心的压抑让他无法正常上学;睡到半夜,他会醒来无声地流泪;除了自己的女朋友,他谁都不相信。17岁的女友为了他两度被学校开除,现住在他的家里陪着他,两个少年的前途一片茫然。

  这一切都是从两年前他走进广州白云某某心理医院开始的。在那里,他体验了5个多月的强制戒网瘾生活。

  “一想到是他们把我送到那里去的,我就想回家把他们砍死,”莫安口中的“他们”是他的父母。

  绝望的父母

     两年前,莫安的父母接近绝望的边缘。每到上学的时候,莫安就说肚子痛,去不了学校。但在家里一上网就什么事都没有。父母带着他到好几个医院检查,也没有查出是什么问题。

  问起什么时候开始上网的,莫安说不记得了。他说那时候,母亲总在忙,父亲回家也只是看电视,从来不理他,没有人陪他说话。他否认自己是网瘾少年,到网吧去只是为了伙伴们好碰头。玩游戏在他看来是很无聊的事情,网络小说看一两个小时也就会觉得没有意思。

  莫安回忆当初的心理:“哪里人多,哪里有人陪我聊天,我就去哪里。”

  他比较喜欢在网上写小说。其中一篇讲自己和父母关系的《90后天空不太蓝》,曾经达到20万人次的点击量。

  虽然莫安并不承认自己是网瘾少年,但在父母看来,自己的孩子正一天天离正常轨道远去:晚上在网吧整夜不归,白天回家睡一天觉,一天只吃一顿饭,那还是为了有力气去网吧。

  初二那年开学第一天,莫安就以身体不舒服为由回家,并且此后一直不去学校。有一次母亲去找在外上网的儿子,天下着瓢泼大雨,因为路滑,乘坐的三轮车摔倒,她被抛到了路边的水沟里。在那一瞬间,母亲的心都快碎了。

  父母想办法请来心理医生和莫安交谈,但莫安总能敏锐地发现医生的身份,拒绝深谈。学习成绩曾经名列年级前十名的莫安濒临被学校劝退的边缘。

  迫于无奈,父母在网上搜索戒除网瘾的有关信息,找到了不少声称能有效帮孩子戒除网瘾的医院、学校或基地。出于慎重,父亲挑选了广州和北京的两家参观。当时,广州的这家显得比较开放,参观的家长可以和学员交流,而北京的那个特训基地却拒绝了他提出的在里面试住一晚的要求。

  父亲决定选择广州的这家医院。父母告诉莫安,广州有家医院,一个星期就可以治好他的失眠。

  住进医院的第一天,莫安就发现自己上当了。

  有人问莫安:“你是新来的?”莫安听了莫名其妙:“什么新来的,我是来治失眠的。”“他们和你说治多久?”“一个星期啊。”“你被骗了,这是治网瘾的地方,起码要待三个月。”

  铁门内的戒网瘾生活

     住院前,父母和医院签订了一个协议:住院期间,父母将对孩子的监护权“转交”给医院;第一个月父母和孩子不能有任何联系;之后逐渐可以通电话、探视等。

  在医院里,孩子们被称为“学员”。莫安在医院的那段时间,学员大概有30多人。医院里还有4个教官、3个心理医生,以及若干护士和保安。

  军训、吃药、上心理课是医院生活的主要内容。一天三次,学员们排着队到护士那里领药,并且在摄像头的监控下当场服下,之后护士还要检查他们有没有将药偷偷藏在舌头底下。

  莫安并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药,每个人吃的药数量和品种也不尽相同,但他第二天就知道其中有颗黄色的药丸,吃下去就会昏昏欲睡。在里面待的时间长了后,莫安和护士混熟了,有的时候他就将药丸藏在舌头下,回到寝室后再偷偷地吐掉。每次他的舌头都麻麻的。

  惩罚是家常便饭,不过却有很美丽的名字。其中一种叫“保护”:双手、双脚、胸部分别被牢牢地绑定在床上。最长的一次,有个孩子被绑了一天一夜。学员只要犯错,就会被惩罚。而什么是犯错,完全取决于教官和心理医生的心情好坏。护士本来没有处罚权,但如果有人得罪她们了,她们会告诉教官或心理医生,孩子照样会受到惩罚。

  另外一个就是电针治疗,又叫“电疗”,莫安将之形容为“里面的王牌杀手”。两边太阳穴、双手虎口分别被插进电针,其强度也取决于医生或教官的心情。电力最强的时候,人会整个绷直,进入眩晕状态,那是莫安从没有经历过的“痛”。每次电击完,被电的人都要口吐白沫。5个多月的住院期间内,莫安共接受了电针治疗64次。

  这家医院对莫安这样的学员每个月收费9000元到1万元,残酷的“保护”和“电疗”都是作为治疗项目,需另外单独收费。电疗每次收费30元。

  莫安在里面待了5个多月,花掉父母近6万元,是他们家好几年的收入。

  除此之外,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分场景,惩罚随时都可能降临。比如俯卧撑、站军姿,以及各种别出心裁的“花样军姿”:头顶着被子,腋下夹着书,两膝间夹书,鼻子和墙之间顶着一支笔等等。

  有一次有个学员绝食,医院便给他插管喂食。在此过程中,医生还一边问绝食的孩子“以后听不听话”,如果觉得孩子回答得不好,医生就搅动几下管子。

  医生和教官还鼓励学员之间互相“揭短”。

  学员们每天都被要求写日记,点评日记是每天心理课的必备内容。一个孩子被要求念出自己的日记,另外的孩子则点评其“真假”。有的心理医生还威胁学员:“你知道谁的坏事就说出来,否则就电击你。”

  莫安说,里面的信条就是保护自己不受惩罚,为了不受惩罚,什么都可以丢掉。“在里面没有真正的朋友。你能相信谁?”莫安说。

  刻在心里的伤害

    莫安在里面呆满三个月的时候,有位心理医生给莫安的母亲打电话,要她把莫安接回去,理由是“孩子在这个地方呆久了也不好”。但等莫安母亲去接孩子时,主治医生却告诉她,现在孩子刚有点效果,需要再巩固一下,如果出去再犯就更难办了。

  直到再一次探视,莫安的爸爸看到医院让孩子们互相揭短,每天的课程基本是重复,觉得不对劲,感觉“上当了”,终于在5个多月后将莫安接出了医院。

  回家后,莫安的网瘾并没有被“治好”,而是更恶化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医院出来后我才知道什么是上网”,甚至在里面接受过游戏高手的指点。“去那里,没有一个人能改好的。”莫安说。

  一开始,莫安还能去学校上课,并勉强考上了高中。但情况越来越糟糕,他每次走进学校的铁门就感到害怕,晚上失眠更加厉害了,睡不着的时候就想冲出去把爸妈砍了——“他们为什么要送我去精神病院?”连家里安装的防盗窗户都被他拆了下来。

  看到穿白大褂的人莫安就跑,发烧了都不敢去医院看病,只好在私人小诊所里治治。见到保安,莫安也感到恐惧。总之,只要和医院有关的东西都让他感到恐惧。

  他不再和父母说话,拒绝和父母同桌吃饭。他在自己房间的门上挖了几个洞,从洞里观察父母的行踪,等到他们出门或是进了房间才出去吃饭和活动。

  他不再相信父母,听到父母用普通话接打手机,他就很紧张,觉得父母是在和医院联系,要把自己再次送进去。

  这一切都是莫安的父母始料未及的,深感无奈的他们只好来到武汉,求助于给多个网瘾孩子做过心理疏导的陶宏开教授。

  听了莫安的经历,陶宏开一连说了好几个“愤怒”:“他们又没有犯罪,任何人都没有权力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在那里,他们24小时生活在恐惧之中,而且长达数月。一个人的行为重复3个月到半年,就会形成惯性。他们是孩子,正在成长和发育,这些遭遇让他们充满了不定感。会否受到惩罚完全取决于教官或医生心情的好坏,他们不知道生活的下一秒是什么。”

  陶宏开说,这种经历通常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是孩子心理防线的彻底崩溃,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报复父母和戒网瘾机构、反社会,以暴制暴。有个孩子曾被父母连续三次送到山东一家类似的强制戒网瘾机构,被电击29次。这个孩子没有成功戒除网瘾,而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和父母不再说一句话。另外一个孩子从强制戒网瘾医院回来,很平静地对父母说:“以后我活着就是为了让你们痛苦。”刻在莫安心里的伤害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去修复,甚至最后不一定能完全修复。

  陶宏开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根据有关统计,2004年,国内还仅有两三个类似戒网瘾机构,2006年增加到300多个,现在则有1700多个。

  他分析,现在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代沟空前的大、空前的深,两代人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曾经碰到一个孩子小时候经常被妈妈打,而且最糟糕的是当众打他。16岁生日那天,这个孩子把妈妈叫过来,揪着她的头发、按在沙发上打了她一通,过了“最快乐的一个生日”。

  “戒除网瘾唯一的方法就是父母学习有关孩子成长的科学知识,和孩子沟通,相互去靠拢。”陶宏开说,“这个方法也许慢,但却是有效的,更是唯一的。”

(责任编辑:曾安能)

  本报记者 甘丽华

     看上去,莫安(化名)和普通的高一学生没什么两样——有点潮,有点颓。但他的内心却已是千疮百孔,他害怕铁门、铁栏杆、铁床,甚至不敢走进铁制的校门;他害怕被“关”在教室里,内心的压抑让他无法正常上学;睡到半夜,他会醒来无声地流泪;除了自己的女朋友,他谁都不相信。17岁的女友为了他两度被学校开除,现住在他的家里陪着他,两个少年的前途一片茫然。

  这一切都是从两年前他走进广州白云某某心理医院开始的。在那里,他体验了5个多月的强制戒网瘾生活。

  “一想到是他们把我送到那里去的,我就想回家把他们砍死,”莫安口中的“他们”是他的父母。

  绝望的父母

     两年前,莫安的父母接近绝望的边缘。每到上学的时候,莫安就说肚子痛,去不了学校。但在家里一上网就什么事都没有。父母带着他到好几个医院检查,也没有查出是什么问题。

  问起什么时候开始上网的,莫安说不记得了。他说那时候,母亲总在忙,父亲回家也只是看电视,从来不理他,没有人陪他说话。他否认自己是网瘾少年,到网吧去只是为了伙伴们好碰头。玩游戏在他看来是很无聊的事情,网络小说看一两个小时也就会觉得没有意思。

  莫安回忆当初的心理:“哪里人多,哪里有人陪我聊天,我就去哪里。”

  他比较喜欢在网上写小说。其中一篇讲自己和父母关系的《90后天空不太蓝》,曾经达到20万人次的点击量。

  虽然莫安并不承认自己是网瘾少年,但在父母看来,自己的孩子正一天天离正常轨道远去:晚上在网吧整夜不归,白天回家睡一天觉,一天只吃一顿饭,那还是为了有力气去网吧。

  初二那年开学第一天,莫安就以身体不舒服为由回家,并且此后一直不去学校。有一次母亲去找在外上网的儿子,天下着瓢泼大雨,因为路滑,乘坐的三轮车摔倒,她被抛到了路边的水沟里。在那一瞬间,母亲的心都快碎了。

  父母想办法请来心理医生和莫安交谈,但莫安总能敏锐地发现医生的身份,拒绝深谈。学习成绩曾经名列年级前十名的莫安濒临被学校劝退的边缘。

  迫于无奈,父母在网上搜索戒除网瘾的有关信息,找到了不少声称能有效帮孩子戒除网瘾的医院、学校或基地。出于慎重,父亲挑选了广州和北京的两家参观。当时,广州的这家显得比较开放,参观的家长可以和学员交流,而北京的那个特训基地却拒绝了他提出的在里面试住一晚的要求。

  父亲决定选择广州的这家医院。父母告诉莫安,广州有家医院,一个星期就可以治好他的失眠。

  住进医院的第一天,莫安就发现自己上当了。

  有人问莫安:“你是新来的?”莫安听了莫名其妙:“什么新来的,我是来治失眠的。”“他们和你说治多久?”“一个星期啊。”“你被骗了,这是治网瘾的地方,起码要待三个月。”

  铁门内的戒网瘾生活

     住院前,父母和医院签订了一个协议:住院期间,父母将对孩子的监护权“转交”给医院;第一个月父母和孩子不能有任何联系;之后逐渐可以通电话、探视等。

  在医院里,孩子们被称为“学员”。莫安在医院的那段时间,学员大概有30多人。医院里还有4个教官、3个心理医生,以及若干护士和保安。

  军训、吃药、上心理课是医院生活的主要内容。一天三次,学员们排着队到护士那里领药,并且在摄像头的监控下当场服下,之后护士还要检查他们有没有将药偷偷藏在舌头底下。

  莫安并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药,每个人吃的药数量和品种也不尽相同,但他第二天就知道其中有颗黄色的药丸,吃下去就会昏昏欲睡。在里面待的时间长了后,莫安和护士混熟了,有的时候他就将药丸藏在舌头下,回到寝室后再偷偷地吐掉。每次他的舌头都麻麻的。

  惩罚是家常便饭,不过却有很美丽的名字。其中一种叫“保护”:双手、双脚、胸部分别被牢牢地绑定在床上。最长的一次,有个孩子被绑了一天一夜。学员只要犯错,就会被惩罚。而什么是犯错,完全取决于教官和心理医生的心情好坏。护士本来没有处罚权,但如果有人得罪她们了,她们会告诉教官或心理医生,孩子照样会受到惩罚。

  另外一个就是电针治疗,又叫“电疗”,莫安将之形容为“里面的王牌杀手”。两边太阳穴、双手虎口分别被插进电针,其强度也取决于医生或教官的心情。电力最强的时候,人会整个绷直,进入眩晕状态,那是莫安从没有经历过的“痛”。每次电击完,被电的人都要口吐白沫。5个多月的住院期间内,莫安共接受了电针治疗64次。

  这家医院对莫安这样的学员每个月收费9000元到1万元,残酷的“保护”和“电疗”都是作为治疗项目,需另外单独收费。电疗每次收费30元。

  莫安在里面待了5个多月,花掉父母近6万元,是他们家好几年的收入。

  除此之外,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分场景,惩罚随时都可能降临。比如俯卧撑、站军姿,以及各种别出心裁的“花样军姿”:头顶着被子,腋下夹着书,两膝间夹书,鼻子和墙之间顶着一支笔等等。

  有一次有个学员绝食,医院便给他插管喂食。在此过程中,医生还一边问绝食的孩子“以后听不听话”,如果觉得孩子回答得不好,医生就搅动几下管子。

  医生和教官还鼓励学员之间互相“揭短”。

  学员们每天都被要求写日记,点评日记是每天心理课的必备内容。一个孩子被要求念出自己的日记,另外的孩子则点评其“真假”。有的心理医生还威胁学员:“你知道谁的坏事就说出来,否则就电击你。”

  莫安说,里面的信条就是保护自己不受惩罚,为了不受惩罚,什么都可以丢掉。“在里面没有真正的朋友。你能相信谁?”莫安说。

  刻在心里的伤害

    莫安在里面呆满三个月的时候,有位心理医生给莫安的母亲打电话,要她把莫安接回去,理由是“孩子在这个地方呆久了也不好”。但等莫安母亲去接孩子时,主治医生却告诉她,现在孩子刚有点效果,需要再巩固一下,如果出去再犯就更难办了。

  直到再一次探视,莫安的爸爸看到医院让孩子们互相揭短,每天的课程基本是重复,觉得不对劲,感觉“上当了”,终于在5个多月后将莫安接出了医院。

  回家后,莫安的网瘾并没有被“治好”,而是更恶化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医院出来后我才知道什么是上网”,甚至在里面接受过游戏高手的指点。“去那里,没有一个人能改好的。”莫安说。

  一开始,莫安还能去学校上课,并勉强考上了高中。但情况越来越糟糕,他每次走进学校的铁门就感到害怕,晚上失眠更加厉害了,睡不着的时候就想冲出去把爸妈砍了——“他们为什么要送我去精神病院?”连家里安装的防盗窗户都被他拆了下来。

  看到穿白大褂的人莫安就跑,发烧了都不敢去医院看病,只好在私人小诊所里治治。见到保安,莫安也感到恐惧。总之,只要和医院有关的东西都让他感到恐惧。

  他不再和父母说话,拒绝和父母同桌吃饭。他在自己房间的门上挖了几个洞,从洞里观察父母的行踪,等到他们出门或是进了房间才出去吃饭和活动。

  他不再相信父母,听到父母用普通话接打手机,他就很紧张,觉得父母是在和医院联系,要把自己再次送进去。

  这一切都是莫安的父母始料未及的,深感无奈的他们只好来到武汉,求助于给多个网瘾孩子做过心理疏导的陶宏开教授。

  听了莫安的经历,陶宏开一连说了好几个“愤怒”:“他们又没有犯罪,任何人都没有权力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在那里,他们24小时生活在恐惧之中,而且长达数月。一个人的行为重复3个月到半年,就会形成惯性。他们是孩子,正在成长和发育,这些遭遇让他们充满了不定感。会否受到惩罚完全取决于教官或医生心情的好坏,他们不知道生活的下一秒是什么。”

  陶宏开说,这种经历通常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是孩子心理防线的彻底崩溃,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报复父母和戒网瘾机构、反社会,以暴制暴。有个孩子曾被父母连续三次送到山东一家类似的强制戒网瘾机构,被电击29次。这个孩子没有成功戒除网瘾,而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和父母不再说一句话。另外一个孩子从强制戒网瘾医院回来,很平静地对父母说:“以后我活着就是为了让你们痛苦。”刻在莫安心里的伤害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去修复,甚至最后不一定能完全修复。

  陶宏开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根据有关统计,2004年,国内还仅有两三个类似戒网瘾机构,2006年增加到300多个,现在则有1700多个。

  他分析,现在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代沟空前的大、空前的深,两代人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曾经碰到一个孩子小时候经常被妈妈打,而且最糟糕的是当众打他。16岁生日那天,这个孩子把妈妈叫过来,揪着她的头发、按在沙发上打了她一通,过了“最快乐的一个生日”。

  “戒除网瘾唯一的方法就是父母学习有关孩子成长的科学知识,和孩子沟通,相互去靠拢。”陶宏开说,“这个方法也许慢,但却是有效的,更是唯一的。”

(责任编辑:曾安能)

 

  本报记者 甘丽华

     看上去,莫安(化名)和普通的高一学生没什么两样——有点潮,有点颓。但他的内心却已是千疮百孔,他害怕铁门、铁栏杆、铁床,甚至不敢走进铁制的校门;他害怕被“关”在教室里,内心的压抑让他无法正常上学;睡到半夜,他会醒来无声地流泪;除了自己的女朋友,他谁都不相信。17岁的女友为了他两度被学校开除,现住在他的家里陪着他,两个少年的前途一片茫然。

  这一切都是从两年前他走进广州白云某某心理医院开始的。在那里,他体验了5个多月的强制戒网瘾生活。

  “一想到是他们把我送到那里去的,我就想回家把他们砍死,”莫安口中的“他们”是他的父母。

  绝望的父母

     两年前,莫安的父母接近绝望的边缘。每到上学的时候,莫安就说肚子痛,去不了学校。但在家里一上网就什么事都没有。父母带着他到好几个医院检查,也没有查出是什么问题。

  问起什么时候开始上网的,莫安说不记得了。他说那时候,母亲总在忙,父亲回家也只是看电视,从来不理他,没有人陪他说话。他否认自己是网瘾少年,到网吧去只是为了伙伴们好碰头。玩游戏在他看来是很无聊的事情,网络小说看一两个小时也就会觉得没有意思。

  莫安回忆当初的心理:“哪里人多,哪里有人陪我聊天,我就去哪里。”

  他比较喜欢在网上写小说。其中一篇讲自己和父母关系的《90后天空不太蓝》,曾经达到20万人次的点击量。

  虽然莫安并不承认自己是网瘾少年,但在父母看来,自己的孩子正一天天离正常轨道远去:晚上在网吧整夜不归,白天回家睡一天觉,一天只吃一顿饭,那还是为了有力气去网吧。

  初二那年开学第一天,莫安就以身体不舒服为由回家,并且此后一直不去学校。有一次母亲去找在外上网的儿子,天下着瓢泼大雨,因为路滑,乘坐的三轮车摔倒,她被抛到了路边的水沟里。在那一瞬间,母亲的心都快碎了。

  父母想办法请来心理医生和莫安交谈,但莫安总能敏锐地发现医生的身份,拒绝深谈。学习成绩曾经名列年级前十名的莫安濒临被学校劝退的边缘。

  迫于无奈,父母在网上搜索戒除网瘾的有关信息,找到了不少声称能有效帮孩子戒除网瘾的医院、学校或基地。出于慎重,父亲挑选了广州和北京的两家参观。当时,广州的这家显得比较开放,参观的家长可以和学员交流,而北京的那个特训基地却拒绝了他提出的在里面试住一晚的要求。

  父亲决定选择广州的这家医院。父母告诉莫安,广州有家医院,一个星期就可以治好他的失眠。

  住进医院的第一天,莫安就发现自己上当了。

  有人问莫安:“你是新来的?”莫安听了莫名其妙:“什么新来的,我是来治失眠的。”“他们和你说治多久?”“一个星期啊。”“你被骗了,这是治网瘾的地方,起码要待三个月。”

  铁门内的戒网瘾生活

     住院前,父母和医院签订了一个协议:住院期间,父母将对孩子的监护权“转交”给医院;第一个月父母和孩子不能有任何联系;之后逐渐可以通电话、探视等。

  在医院里,孩子们被称为“学员”。莫安在医院的那段时间,学员大概有30多人。医院里还有4个教官、3个心理医生,以及若干护士和保安。

  军训、吃药、上心理课是医院生活的主要内容。一天三次,学员们排着队到护士那里领药,并且在摄像头的监控下当场服下,之后护士还要检查他们有没有将药偷偷藏在舌头底下。

  莫安并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药,每个人吃的药数量和品种也不尽相同,但他第二天就知道其中有颗黄色的药丸,吃下去就会昏昏欲睡。在里面待的时间长了后,莫安和护士混熟了,有的时候他就将药丸藏在舌头下,回到寝室后再偷偷地吐掉。每次他的舌头都麻麻的。

  惩罚是家常便饭,不过却有很美丽的名字。其中一种叫“保护”:双手、双脚、胸部分别被牢牢地绑定在床上。最长的一次,有个孩子被绑了一天一夜。学员只要犯错,就会被惩罚。而什么是犯错,完全取决于教官和心理医生的心情好坏。护士本来没有处罚权,但如果有人得罪她们了,她们会告诉教官或心理医生,孩子照样会受到惩罚。

  另外一个就是电针治疗,又叫“电疗”,莫安将之形容为“里面的王牌杀手”。两边太阳穴、双手虎口分别被插进电针,其强度也取决于医生或教官的心情。电力最强的时候,人会整个绷直,进入眩晕状态,那是莫安从没有经历过的“痛”。每次电击完,被电的人都要口吐白沫。5个多月的住院期间内,莫安共接受了电针治疗64次。

  这家医院对莫安这样的学员每个月收费9000元到1万元,残酷的“保护”和“电疗”都是作为治疗项目,需另外单独收费。电疗每次收费30元。

  莫安在里面待了5个多月,花掉父母近6万元,是他们家好几年的收入。

  除此之外,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分场景,惩罚随时都可能降临。比如俯卧撑、站军姿,以及各种别出心裁的“花样军姿”:头顶着被子,腋下夹着书,两膝间夹书,鼻子和墙之间顶着一支笔等等。

  有一次有个学员绝食,医院便给他插管喂食。在此过程中,医生还一边问绝食的孩子“以后听不听话”,如果觉得孩子回答得不好,医生就搅动几下管子。

  医生和教官还鼓励学员之间互相“揭短”。

  学员们每天都被要求写日记,点评日记是每天心理课的必备内容。一个孩子被要求念出自己的日记,另外的孩子则点评其“真假”。有的心理医生还威胁学员:“你知道谁的坏事就说出来,否则就电击你。”

  莫安说,里面的信条就是保护自己不受惩罚,为了不受惩罚,什么都可以丢掉。“在里面没有真正的朋友。你能相信谁?”莫安说。

  刻在心里的伤害

    莫安在里面呆满三个月的时候,有位心理医生给莫安的母亲打电话,要她把莫安接回去,理由是“孩子在这个地方呆久了也不好”。但等莫安母亲去接孩子时,主治医生却告诉她,现在孩子刚有点效果,需要再巩固一下,如果出去再犯就更难办了。

  直到再一次探视,莫安的爸爸看到医院让孩子们互相揭短,每天的课程基本是重复,觉得不对劲,感觉“上当了”,终于在5个多月后将莫安接出了医院。

  回家后,莫安的网瘾并没有被“治好”,而是更恶化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从医院出来后我才知道什么是上网”,甚至在里面接受过游戏高手的指点。“去那里,没有一个人能改好的。”莫安说。

  一开始,莫安还能去学校上课,并勉强考上了高中。但情况越来越糟糕,他每次走进学校的铁门就感到害怕,晚上失眠更加厉害了,睡不着的时候就想冲出去把爸妈砍了——“他们为什么要送我去精神病院?”连家里安装的防盗窗户都被他拆了下来。

  看到穿白大褂的人莫安就跑,发烧了都不敢去医院看病,只好在私人小诊所里治治。见到保安,莫安也感到恐惧。总之,只要和医院有关的东西都让他感到恐惧。

  他不再和父母说话,拒绝和父母同桌吃饭。他在自己房间的门上挖了几个洞,从洞里观察父母的行踪,等到他们出门或是进了房间才出去吃饭和活动。

  他不再相信父母,听到父母用普通话接打手机,他就很紧张,觉得父母是在和医院联系,要把自己再次送进去。

  这一切都是莫安的父母始料未及的,深感无奈的他们只好来到武汉,求助于给多个网瘾孩子做过心理疏导的陶宏开教授。

  听了莫安的经历,陶宏开一连说了好几个“愤怒”:“他们又没有犯罪,任何人都没有权力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在那里,他们24小时生活在恐惧之中,而且长达数月。一个人的行为重复3个月到半年,就会形成惯性。他们是孩子,正在成长和发育,这些遭遇让他们充满了不定感。会否受到惩罚完全取决于教官或医生心情的好坏,他们不知道生活的下一秒是什么。”

  陶宏开说,这种经历通常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是孩子心理防线的彻底崩溃,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报复父母和戒网瘾机构、反社会,以暴制暴。有个孩子曾被父母连续三次送到山东一家类似的强制戒网瘾机构,被电击29次。这个孩子没有成功戒除网瘾,而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和父母不再说一句话。另外一个孩子从强制戒网瘾医院回来,很平静地对父母说:“以后我活着就是为了让你们痛苦。”刻在莫安心里的伤害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去修复,甚至最后不一定能完全修复。

  陶宏开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根据有关统计,2004年,国内还仅有两三个类似戒网瘾机构,2006年增加到300多个,现在则有1700多个。

  他分析,现在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代沟空前的大、空前的深,两代人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曾经碰到一个孩子小时候经常被妈妈打,而且最糟糕的是当众打他。16岁生日那天,这个孩子把妈妈叫过来,揪着她的头发、按在沙发上打了她一通,过了“最快乐的一个生日”。

  “戒除网瘾唯一的方法就是父母学习有关孩子成长的科学知识,和孩子沟通,相互去靠拢。”陶宏开说,“这个方法也许慢,但却是有效的,更是唯一的。”

(责任编辑:曾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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