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17日，一位汉人干部来到孜荣部落，要求每家出两个人，第二天
到乡上开会。“非常重要的会，必须去!”他非常严肃地说。
当人民公社终于在这个部落建立的时候，已是七十年代。有些汉人干部随着
公社的建立而进驻，包括三个汉族女人。嘎玛不知道那三个女人是干部，还是干
部的家属，他只记得那些女人脸白白的，漂亮得很。
汉人喜欢练枪，嘎玛最怕打枪，枪声一响，他就钻进牦牛圈与牦牛挤在一起，
虽然捂着耳朵，仍听到枪声“啪啪啪”地响着，令人心惊肉跳。
文革给藏人留下极深的记忆，虽然全中国都陷入灾难，不独藏人，但许多藏
人认为灾难是汉人带来的。有的藏人称呼汉人为“加”，当孩子哭个不停时，大
人会吓唬说：“再哭，加就要来了!”孩子们不知道“加”是什么，但知道“加”
会带来恐惧。
多年以后，仁青桑珠终于走出大山，碰到真正的汉人时，他对“加”的偏见
才慢慢纠正。他喜欢的第一个汉人是北大教授吕植，“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负责
人。这位女士对他在家乡进行环境保护很感兴趣，出资支持他。与他深谈的第二
个汉人是我，一个记者。在四川康定，我们与他谈完之后，他兴奋地告诉扎西多
杰：“原来‘加’也有好人。”
除了这些不愉快的事偶尔发生，嘎玛快乐地长大。他最喜欢的游戏是和小朋
友们扮佛。他们在山坡草地上盘腿打坐，满心欢喜，微合眼睛，嘴里念念有词，
尽量装得像莲花生大师一般庄严。面前摆着一块块小石头，那是“供物”，几个
小孩子轮流跪在“佛”面前，双手合什。孩子们念叨的经文一丝不差，是大人悄
悄教的莲花生度母经。
嘎玛还常常到草地上捉鼠兔，鼠兔是草原上最多的动物，样子很像兔子，但
个头儿很小，有点像田鼠，所以称为鼠兔。鼠兔一般有几个洞口，嘎玛脱下鞋子，
将鞋口对着一个洞口，嘴巴对着另一个洞口“呼”地一吹。鼠兔怕风，一有风吹
进洞口就没命逃窜，嘎玛觉得手里的鞋子一动，欢声大叫：“抓到了!抓到了!”
他从鞋子里抓到鼠兔，穿上鞋子，“啊啊”叫着往村里跑去，几个孩子紧紧跟着
他。
他来到一户人家门前，高声喊：“给点青稞吃吧，可怜的鼠兔要饿死了。”
一位老者出门，笑呵呵地说：“这鼠兔是不是死的呀？”
嘎玛说：“活的呢。”如果鼠兔死了，就没人给青稞了，他生怕老人不信，伸
出手说：“你摸摸。”老人伸手来摸，小鼠兔拼命挣扎，弄得嘎玛手心痒痒的，很
刺激，他无比快乐。
“嗯，活的。”老人笑着，拿过嘎玛的麻袋，狠狠往里装了十来碗青稞。嘎
玛背着麻袋，又快快活活跑向别的人家。
这个游戏起源于藏区一个习俗。在有些农区或半农半牧区，牛羊被狼吃掉是
藏民的巨大损失，如果哪个人把狼打死了，就为大家立了功，但他杀了生，又添
了自己的罪孽，所以他拿着狼皮跑到附近的村子里，挨家挨户讨要奖励与同情：
“我把狼打死了，你给点粮食嘛。”
如此讨来的可不是残羹冷炙，而是粮食、酥油和盐巴，猎人要牵着马去讨饭，
否则背不动那些战利品。讨饭者气派大，要是一户人家吝啬，猎人就将狼鼻子伸
到他家门上，这家人就要倒霉了，因为狼鼻子会带来坏运气。所以讨饭者从不点
头哈腰，而是大摇大摆，理直气壮。
在东巴村，虽然宗教活动已被禁止，但佛教不杀生观念还是根深蒂固传承下
来。孩子们几乎每天都听大人们唠叨：不要伤害小鸟、青蛙、鼠兔和虫子。如凯
家的孩子受到的训诫最严厉，嘎玛生性善良，很少伤害动物，即使喜欢草原上的
野花，也只摘一朵插在头发上，从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大把采来。他心疼那些生命，
即便只摘一朵，也尽量不让爷爷奶奶看到，否则爷爷会说：“啊，不能摘花草啊，
摘了花草，你会活不大的。”藏族人的鲜花只供在佛前，不会献给人，即使他是
头人。
与温顺憨厚的嘎玛不同，哥哥仁青桑珠特别调皮，老人们说，一百年也出不
了像他那么调皮的。他的手脚永远都在搞破坏，一年夏末，青稞快要成熟，他站
在山上，望着下面满山坡的庄稼，雄心陡起，领着一群孩子滚下去，看谁先滚到
坡底。兴奋的尖叫声中，一群孩子像小小的雪崩一样滚下来，毁了一大片青稞。
爷爷告诫仁青桑珠：“千万不要学别人钓鱼，要不你会长豁嘴的。”仁青桑
珠想：“哎，我的嘴豁掉的话，多难看啊。”但他难以拒绝钓鱼的乐趣，于是做个
小鱼塘，把钓来的鱼放进去。妈妈看见了，哭着说：“做这种坏事会带来灾难啊，
我的儿子怎么这样！”
见妈妈哭了，仁青桑珠很不安，“我再也不杀生了!”他暗下决心。
但他的手永远比脑筋快。这一天他手拿着棍子赶牦牛，一只小鸟停在旁边一
堆肥料上，他想也没想，棍子一甩，“啪”地一声，正中小鸟，眼见是不活了。
仁青吓了一跳，匆匆扒开肥料把小鸟埋进去，手忙脚乱间，背后“哎”地一声，
声音不大，却让他魂飞魄散。回头一看，弟弟嘎玛站着楼顶上，笑嘻嘻地说：“我
要告诉妈妈。”
仁青桑珠慌慌张张跑回家央求弟弟，嘎玛只是拿眼看着他，不置可否。在以
后的许多天里，仁青桑珠忍辱负重，使劲拍马屁，就怕嘎玛告密。孩子们杀生，
会受到大人严厉的惩罚。
现在孩子们聪明地模仿大人，抓来鼠兔，以“杀生”要挟大人。嘎玛又跑到
一户人家前，这时他的麻袋快装满了，几个孩子一起抬着。嘎玛将鼠兔伸到这家
人面前说：“给鼠兔点青稞吃吧。”
大人说：“没有没有，走吧走吧。”
嘎玛不怕，伸着手说：“你要不给，鼠兔就要饿死了。”然后轻轻捏弄小鼠兔，
那意思是，你要不给，鼠兔就要死在我手里，不，死在你手里!鼠兔用力挣扎，
似乎在向大人求救。
这公然的敲诈是孩子们屡试不爽的绝招儿，大人立即投降，“千万别伤害它。”
然后用大碗大碗的青稞，将嘎玛的麻袋装满。
嘎玛将鼠兔放地下，鼠兔“刷”地跑掉，孩子们高声欢叫着，抬起麻袋，来
到村头路口，那里来了一个货郞。这个十几户人家的村子没有商店，每年秋收后，
小商贩赶着牛马驮着货物来到村里。孩子们将青稞抬过来，换些风干牛肉和糖果，
几个孩子见者有份，怀揣肉和糖果，各自欢天喜地回家。
大人们心里明白，那青稞不是给鼠兔的，而是给孩子们的零花钱。每年秋天，
孩子们可得到丰收后的犒劳。
9月17日，一个“加”来到孜荣部落的这一天，嘎玛舅舅家14岁的表哥多登
在山上放牛，碰到以前当尼姑的索南拉姆，索南拉姆神神秘秘地叫他：“多登你
过来，我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多登凑上去。
索南拉姆悄悄说：“毛主席死了。”
“你不要胡说！” 多登吓坏了。
“我父亲听收音机说的。”索南拉姆的父亲洛嘎是孜荣部落唯一有收音机的
人。
多登揣着大秘密回到家，这消息把每个人吓坏，想到那个严肃的干部让大家
明天去开会，消息的真实性似乎得到了印证，大家都压低声音说：“不要乱说！
不要告诉别人！”但消息像风一样，立即刮进全部落人家的窗子里。
嘎玛这天在山上为公社看护牛犊和羊羔，天黑回到家，奶奶告诉他，明天他
要和仁青代表全家到乡上开会，“听说毛主席死了。”她压低声音说。
嘎玛吓了一跳：毛主席？他怎么会死？
嘎玛对毛主席的认识来自一份藏文《西藏日报》。过去当喇嘛的才仁达杰用
佛经教孩子们藏文，那时政策一会儿紧，一会儿松。干部不下乡了，小孩子们就
集中起来读书，听说干部下乡了，立即作鸟兽散。课本除了佛经，只有村里订的
一份《西藏日报》。送报纸的乡邮员酷爱报纸，他一条条地撕下卷烟抽。他没有
香烟，藏区有一种白花，枯萎后变成红色，人们将它晒干当烟草抽。比烟草更匮
乏的是纸，只有乡邮员掌握这一资源，有时候他没有抽完——或者说他的红花烟
草断粮了，就把残破的报纸送到办公室，这是孩子们认识汉地的唯一途径。
老师让孩子们轮流读报，藏文是拼音文字，只要会30个字母，即使不认识生
字，也能根据字母组合读出音来。嘎玛慢慢知道了几个汉人名字，比如刘少奇，
邓小平和孔老二，这些人在报纸上被一次次打倒。报纸上只有一个好人，就是毛
主席，这位叫毛主席的不该是人，而是菩萨，没有人能活一万年，他却天天“万
岁”，应该是菩萨吧？
毛主席去世了，这并不影响奶奶做晚饭施舍讨饭的人。在如凯家的后院里，
经常有讨饭的人过夜，最多时有30个，如果有老人，奶奶还会请他们住到二楼上。
第二天，旧的走了，新的再来。周围的村民贫困至极，好在东巴村的土地多一些，
平均每人三亩，土地肥沃，能吃饱饭。奶奶从不拒绝乞讨者，尽管给别人一份，
自己家里就要挨饿。她往热腾腾的大铜锅里放面粉，做成面糊糊，加上肉和圆根
片（一种类似萝卜的蔬菜），一碗碗地分给讨饭的人。
如凯家的大铜锅救了很多人的命，嘎玛长大后说：“邓小平的改革要是晚两
三年，那里的人会饿死一半。”
毛主席去世，嘎玛立即想到了一位老喇嘛，人称“毛主席喇嘛”，他一直感
谢毛主席给他带来了新生。
这位老喇嘛次成巴登来自昌都地区西部的洛隆县，本不是出家人，50年代中
期去金沙江东岸的四川德格朝拜德格印经院，路过贡觉歇宿时，梦见一位大活佛
牵着一只白山羊，令他仰慕。当地人说，那是大成就者娘拉.香曲多杰，就在娘
拉寺里。次成巴登找到娘拉寺，果然看到了梦中的香曲多杰。
他向香曲多杰求法，香曲多杰安排他进厨房，做些杂七杂八的事。五十年代
末贡觉发生叛乱后，香曲多杰80多岁了，病得很重，仍然被抬上担架抓走。许多
百姓哭喊着追他，香曲多杰说：“这不是别人害我，不是毛主席，而是我们以前
种下的因。大山要倒下来，谁也拦不住，就是佛祖也没办法。你们不必痛苦，祝
愿我们在莲花生的道场相聚。”
次成巴登握着香曲多杰的手哭道：“我跟随你五、六年了，你也没教我佛法，
现在你走了，我怎么办？”
香曲多杰躺在担架上安详地说：“我们并不只是五、六年的缘分，在我们以
前的五个转世中，你我都有缘。以后你不用管寺院的事了，不用念经，也不用拜
佛。你这辈子会很顺，会幸福地活下去。”
香曲多杰慢慢将手抬起，放到次成巴登头上，给他摸顶传法，次成巴登急忙
跪下磕头。
次成巴登回到家，其实那不是家，只是娘拉寺旁边一个山洞。他不再管寺院
的事，也不念经，每日枯坐冥想。他从一个杂役变成不念经的修行者。
文革来了，人们在他旁边热火朝天地拆毁娘拉寺，他视若不见。这一天，县
上的女干部果嘎书记带人冲进山洞，她因去过北京而闻名乡里。果嘎书记喝斥道：
“你不是寺院的管家吗？把佛像和经书交出来!”
次成巴登说：“我没有。我不知道。”
果嘎书记命令红卫兵小将挖开山洞地面，并呵斥次成巴登：“站起来！”次成
巴登没有衣服，只是赤身围着一块牦牛毯，他说：“不好意思，我没穿衣服啊。”
但还是顺从地站起来。果嘎书记找不到杂役的一点罪证——他听从上师的话，没
有佛像，没有经书，没有袈裟，连一件衣服也没有。他一无所有。
看着那些人徒劳地挖着坚硬的地面，忽然，他悟了，心中一片空明。一切无
常。一切是空。
他心中升起对毛主席和果嘎书记的感激。是他们让他知道什么叫无常，让他
一无所有，也让他彻底摆脱我执之心。佛教修行，要摆脱的就是“我”——我的
寺院，我的土地，我的一切。现在“我”没有了，是毛主席让他在全无之中，思
索，觉悟。
从此后次成巴登常对人说：“谢谢毛主席，如果不是毛主席，果嘎书记不进
来。” 因为口口声声感谢毛主席，人们称呼他为“毛主席喇嘛”。
文革期间，他生活得幸福平安。文革结束后，十几岁的嘎玛经常去看他，给
他送大白菜和野蒜，他给嘎玛讲故事听。在别人看来，他的遭遇悲惨：上师进监
狱，寺院塌了，他无处栖身，住到岩洞里，一无所有。但他觉得幸福，受到迫害
并不愤怒，不埋怨，而是真心感谢，冷静平和。这位一句六字真言也不念的老杂
役，第一个向嘎玛展示了佛教的力量。
毛主席的确于9月9日逝世了，直到七八天后，这里的藏民才得到消息。公社
组织哀悼，但“毛主席喇嘛”没有参加。第二天中午，嘎玛和仁青逆热曲河走了
十公里山路，来到一个叫扎嘎的地方开追悼会。公社曾计划在这里修建聚居地，
将孜荣部落十一个村全部搬来，集中食宿与管理。那里修了个巨大的房子，分成
十一部分，一村一个。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大人们不停上山砍木头，就是为了修
建这个大房子。
这个建筑本计划修两层，可直到1976年秋天只修了一层，还有许多土墙立在
空地上，没有搭上房顶。它唯一的用处就是开了这次毛主席追悼会。
扎嘎村在南北两山夹峙下的一片平地上，热曲河自西北向东南流过。这是嘎
玛与仁青此生走得最远的地方，他们站在河边，好奇地到处观看。河的南岸是一
座高山，上面有一片白桦林，当地人称“卓娃”，叶绿皮白。方圆几十里内，这
种树只在这座山上落脚，是孜荣部落头人家族的神树，人们不敢砍伐。但文革期
间百无禁忌，人们砍了很多来盖那个半截子聚居地。乳白色树皮软而结实，一层
层剥下来，可以用来写字。上有黑色的印记，像是指甲印，当地人传说，释迦牟
尼为了用树皮写佛经，种下此树，他一个堂兄不喜欢佛教，老给释迦牟尼捣乱，
用力掐树皮，留下了他的指甲印。
兄弟俩听到有人大喊大叫，回头一看，在河边的空地上，藏族干部思加大声
嚷嚷着，“站好，站好!别乱说话!”他一会儿又哭起来，眼睛红肿。
思加是县干部，老家是贡觉以西的察雅县，身子矮胖，黑脸，大嘴巴，塌鼻
子，脾气暴躁，动不动骂人打人，孜荣部落的孩子都怕他，仁青和嘎玛要是远远
见他来了，就像鸟儿见到鹰一样没命逃窜。
这次追悼会之后，人们许多年没见到思加。几个孜荣人在八年后的1984年到
拉萨朝圣，忽见一面熟的老者围着大昭寺虔诚地磕长头，不是思加是谁？他们将
这个大新闻带回家，很多乡人不敢相信：干部思加居然去朝圣，干部思加居然去
磕头!他可是个干部!
人们排好队，30来岁的乡秘书阿琼两脚分踩一块石头，高出人群一截，挥舞
树枝领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是藏文，人们
整齐地跟唱。人们在文革中唱熟了这首歌，它往往回荡在群众集会上，伴随着对
林彪、刘少奇、邓小平和喇嘛们的批判。嘎玛盯着阿琼，觉得他好神气。
唱完歌，追悼会正式开始，嘎玛看到大家特别严肃。主持追悼会的思加一边
讲一边痛哭流涕。他旁边站着公社副书记达孜那加，达孜那加没有哭，只是很严
肃地低着头。“达孜”是“养马人”之意,因为他小时候在娘拉寺养马。
几位女村民手里拿着竹筒，捧在嘴上吹得“嗡嗡”响，那是一种女人玩的传
统游戏。思加在哭泣中听到声音不对，扭头大骂副书记“养马人”那加：“她们
居然在玩!他妈的，给我找出来!”
“养马人”那加说：“是蚊子‘嗡嗡’飞，你听错了。”
“不是，绝对不是!”思加咬牙切齿地喊。
“养马人”那加副书记更加坚决地说：“是蚊子，我发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