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2年的20年间，汇率由360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到约80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4倍，如果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8：1升值到2：1，有多少中国企业可以生存？”

6月26日，中欧-成为2011年创新中国高峰论坛上，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邀请，日本知名管理学者大前研一如此设问开篇，呼吁在场的中国企业家要创新，攀爬产业链的高端，而不要沉迷于挣快钱。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在经济上开始称雄世界，当美国产品面对日本产品节节败退时，被称为“日本战略之父”的大前研一打破了西方关于日式管理的种种神话，独具一格地提出了日本的战略思想艺术，他的《战略家的思想》一书由此而成为经典。

他的战略思想，跳出了西方熟悉的数量经济学分析模式，以最简洁的顾客、公司和竞争者三者关系作为战略框架，强调战略中的直觉和洞见，揭示了日本企业战略的独特性。

他还是管理时尚的追逐者和制造者，在专业主义、M型社会、全球化、知识经济等方面有着大量著述，在不同的时代热点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全球商业管理界掀起过一阵阵大前旋风。

演讲过后，就创新和老龄化的话题，他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无论演讲或接受采访，大前研一没有太多学术化语言，更喜欢举实用的例子。“指导创新，要给出实实在在的例子”，这是他传授年轻人创新心得的法门。

创新动能

《21世纪》：最近10年，苹果公司的辉煌与索尼、东芝的平淡无奇形成了鲜明对比，很多人感觉日本企业现在的创新能力不如以前了，为什么？

大前研一：创新的动力，我认为首先要归功于个人。苹果公司今日的成功，能创造这么巨大的革新，首要应归功于史蒂夫·乔布斯。不是所有美国公司都有创新精神，是乔布斯给苹果带来了创新。当初，他离开苹果的时候，苹果笔记本业务做得并不好，等他回来，想出这些创意，苹果才重新起死回生。

除了人的问题，还有时机的配合。如果乔布斯在20年前推出iPod或者iPhone，肯定卖不出去。苹果的成功，正好是人和时机匹配得好，两者结合了起来，并不是说，美国公司整体就比日本企业有创新精神。

其实，日本公司依然在创新的，比如日本手机领域的创新就非常多，能够结合钱包、车票和游戏的功能，可惜它太根植于日本的本土文化，这些设计都不能出口，诺基亚、中国移动等很多公司都曾想照搬类似做法，但发现并不适合在别国推广。另外，在日本餐饮业，“米其林三星”餐厅也有很多创新做法。

《21世纪》：倡导创新精神固然重要，此后又应该如何使之落地？

大前研一：中国政府一直在讲创新的重要性，这值得赞扬，但是，嘴巴上强调创新的重要性，远没有想出一个好点子、好创意来得有价值。

我觉得，真正学习创新的唯一方式，就是举出各种各样创意、各种创新的例子，我刚在演讲中就说了很多例子。比如，每天你都可以思考如何通过创新改变自己的生活，像电脑、照明、钱包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你都可以思考创新的例子。创新的目的就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简单、享受。中国政府今天谈创新的重要性，但是很遗憾，没有给年轻人提供很多实际案例，让他们喝到创新的“果汁”。

我个人比较喜欢帮助年轻人，方法就是给出很多具体例子和点子。我给你个启发，下一代大的创新会发生在电视机和整个起居室的布置，你回去可以想想怎么做创新，下次我来检查你。

《21世纪》：你认为阻碍中国社会创新的因素又有哪些？

大前研一：中国现在阻碍创新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国挣钱太容易，没有压力去思考更多创新的想法。比如，做房地产就能轻松挣到钱，企业家不需要考虑从事产业链中价值更高的业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价格上涨，人民币不断升值，未来向高附加值的业务转型是不可能回避的。

人口红利

《21世纪》：谈到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担心，除了创新不足外，很多人还担心人口老龄化问题，担心“人口红利”消失，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大前研一：老龄化其实并不可怕，年纪大的人多了，意味着年轻人机会也多了。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很多年轻人太自满了，都是独生子女，这些从小受宠爱的“小皇帝”们没有挨过饿经历过困难。如果让一个家庭生3个孩子，情况会好很多，第一个孩子子承父业，后面两个小孩只能自己去求生存。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出于国情考虑的国家政策。而在日本，是民众自发的选择，现在老百姓也只愿意生一个孩子，独生子女也越来越多。对日本而言，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小孩，很多独生子女不想创新，不想努力。

《21世纪》：在日本，这方面的问题很严重吗？

大前研一：有一次，我把一批日本农民带到澳大利亚，告诉他们那里的土地价格更加便宜，土地政策更加优惠，种什么都可以，不需要在本土受到限制，在澳大利亚肯定比在日本那么小的弹丸之地挣得多，但是农民们说，如果搬到澳大利亚，跟旁边邻居隔开20多公里，一大片田就自己种，周围没有人，虽然挣更多的钱，这种生活还是没意思，全都回日本了。

在日本，大量出身独生子女的年轻人失去了勇气，失去志向，他就想自己生活在一个小社区，简简单单、平平安安过一辈子就可以了，这是日本社会面临的很大问题，中国可能很快会遭遇到类似的现象。

社会活力

《21世纪》：你在《M型社会》中谈到，日本由于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禁锢了社会的活力，现在中国社会也有类似的担心。如何持续保持一个社会的活力？

大前研一：如果一个社会存在容易获得财富的方式，创新的压力就比较小。以美国为例，创新的主要力量是移民，他们原来生活在社会底层，工作比较艰苦，要努力往社会上层升迁，本土的美国人其实创新能力并不强。

出现既得利益阶层这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情况下，更可能依靠发展起步相对比较晚的地方，比如西南的成都、重庆，还有东北的一些城市，这些地方产生创新的动力会更大一些，而不是大北京或者大上海这样的区域。北京现在有块区域被称为“中国的硅谷”，实际上美国的硅谷本来不是在发展得很好的区域出现的，美国最富裕的地区在东部，而不是硅谷所在的西部，好莱坞也是一样，好莱坞创新最初的动力就是要摆脱贫困。

《21世纪》：过去二三十年间，你著书立说，推动日本社会的变革，但似乎日本社会一直停滞不前，又是为什么？

大前研一：如果你为日本缺少变化或者领导者无能而呐喊的话，希望借此改变政府，那是喊破嗓子也是没用的，我个人付出了很多努力，确实没有太大的成功。

日本政府的不少政策让人非常困惑，他没有改变的压力，原因在于现在日本人普遍满足于过去的成功，习惯于维持现状，比如，街上找不到挨饿的人，生活都很好，甚至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民众整体氛围还是蛮轻松的，并没有感觉发生大的事情。当然，不少日本公司很有进取心，他们到日本本土之外去发展，因为其他国家有压力、有竞争。

一个好消息是，大地震之后福岛核电站出现事故，政府最终还是来找我了，因为我是核能领域的博士。非得有点事，政府才能想起我，祝我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