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记金江特区第一任书记——和振董
作者：王兆兴
      乾坤朗朗，世事苍桑，人生在世，总有些事情叫你听了都肠子扭。可有什么办法呢？历史就曾在它的转弯处被扭曲过。故此，就有一批历史人“扭”了进去，和振董就是其中的一个。

      说他是历史人物，可和振董还健在，说他不是历史人物，可在庄严肃穆的香格里拉红军长征纪念馆里确实端端正正地挂着他的照片，他那威武的藏装、如炬的目光、坚毅的神情、英俊而略显稚嫩的面庞真叫人过目难忘。只是他与一般众人敬仰的“历史人物”有所不同，他不仅活在我们的心中，他还活在这个世上；他不仅还活在这个世上，他还用自己嶙峋的傲骨，为我们支撑起了一座人格的坐标。让人感动，让人震撼，让人去追寻那逝去的岁月，去打开那苍凉的盒子，去领略历史对生命和灵魂的叩问。

      1923年，和振董出生在美丽的金沙江畔士林村一个纳西族农民家庭，自幼聪明伶俐，富于正义感，读小学便写得一首好字，父母亲族皆大欢喜，认为世代种田的人家终于可以有一个出人头地的坯子了。和振董也不辱使命，先后毕业于士林小学和设在车轴香格里拉（原中甸）县第三初高两级小学，并于1940年考入了丽江省立中学初25班。这在当时贫穷落后的金江两岸不能不算是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父母也常常高兴得合不拢嘴。可是这个儿子于1943年7月从丽江省立中学毕业后，便越来越不听话了。

      从丽江中学毕业，和振董便到车轴吾车乡中心完小找了个教书的活计，先是当教师，后来当了校长。自当了校长以后，家里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了，因为他从家中拿走的伙食、蔬菜、油脂、钱文是一个正常人所能消耗的三、四倍，在父母的一再追问之下，他才说出了实情：原来，当时的完小是有这个架子，但上头发不起工资，和振董所聘的教师的伙食和一点点零花钱都是他从家中“拿”来的。可他一心想走的“教育救国”之路，在社会上处处碰壁，一种逆反心理渐渐占据了他的胸腔。他还是想到了“走！”，到外面的世界去找出路。1944年7月，他又考进了丽江国立师范，到高中师范科读书。

      这一步是和振董人生道路上的关键一步。

      新的学习生活开始了，期间，和振董能热切的感受到周围有一种追求进步的潮流在暗暗涌动，这正好与他蒙蒙胧胧的叛逆精神吻合。他参加了由一群受进步思想影响的热血青年组织的同乡会。在组织中，他第一次看到了在同学中秘密传阅的中共报刊《新华日报》，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来同乡会被当局取缔，但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这些进步青年又秘密组织了金江两岸旅丽读书会，讨论国事，寻求光明，进步力量壮大了。

      他们首先接受革命真理，传播革命真理，宣传启发群众起来斗争，以实际行动团结和教育人民，为革命高潮的到来打下了一定基础。就因参加、组织学生爱国运动，1947年国师毕业以后，和振董便遭国民党政府追捕。1948年底他又潜回金江，并于1949年3月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青”，也即“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当时的代号为MC），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代号为“h”，是核心的意思）。在滇西工委的领导下，以青年会的名义，“借枪”、夺枪，夺取武装，建立人民自卫队。由于表现突出，他被选为车轴青年会主席。到6月底金江已发展“民青”300人，农抗会、青年会、妇联会成员上千人。根据滇西工委指示，以青年会、农抗会成员为骨干先后组建了四支人民自卫队，拥有120多人枪。和振董的满腔热血沸腾了，与反动政府斗争到底，直至建立红色政权成了他唯一的生与死的方式。

      他先后参加了犁板山战斗，桥头战斗，由于英勇顽强，战绩突出，于1949年12月11日被正式吸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纵七支队，编入33团3营。接着便投入了迎击汪匪800人马队扫荡红区的石鼓战斗、长脚寨战斗等开辟和保卫金江特区的武装斗争。

      最使和老激动不已的是犁板山战斗。他说：“犁板山战斗进入到肉搏战的危急时刻，士林村的村民上来了，他们男的手持大刀、斧头、锄头和棍棒，女的提着饭食和水，这使自卫队士气大振，杀声震天，顶住了敌人的猛烈进攻，迎来了以杨丽三、李开元为首的红岩自卫队这支援军，击败了公、黄反动武装向草坪子、礼都革命根据地的进攻。敌队长黄凤伦被打伤，其余敌人死的死，亡的亡，残存者鼠窜逃命……”

      “我看着那些衣着褴褛、面黄肌瘦、义愤填膺、斗志昂扬的贫苦农民，不禁一股热流直冲脑顶——多好的老百姓啊，要没有他们的及时赶到，反动派又将杀死多少无辜！国民党连吃一口饱饭的权利都不给他们，所以他们才用孱弱的身体来抵挡敌人的刀枪，来支援共产党的队伍。他们把党的队伍看成是一种依靠，一种阳光。如果革命胜利后我们不能全心全意为他们的利益去奋斗、去拼搏，甚至背叛了他们的利益，那就将使他们蒙受羞耻和欺骗。那又将是什么样的一幅情景啊……”

      讲到这里，老人不禁老泪纵横。我见过很多人流泪，唯独这次被深深地震撼了，简直无法把持住自己。

      1949年12月，中共滇西北地委派边务委员会主任和万宝及曹式璋在丽江茨柯大塘召开会议，决定和近仁为金江特区人民政府主席，和振董、和钟杰、和煜先为副主席，会后，和振董与金江的同志东渡金沙江，筹备在金江礼都村正式成立了中共滇西北金江特区人民政府（香格里拉一侧）。1950年1月，和振董被任命为中共滇西北金江特区（香格里拉一侧）委员会书记，1950年1月5日，香格里拉（原中甸）县第一个人民政权“中共滇西北金江特区人民政府”成立庆典在礼都村隆重举行。它宣告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到此结束，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开始了。

      从此，他便下到了地方，担负起了率领特区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维护地方秩序，进行清匪锄奸，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的重任。在地方上，和振董勤政廉政，英勇机智，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特区建政后的优抚工作、归物工作、捐献活动、迎军活动等取得了圆满成功，一批苦大仇深的底层农民翻了身，成为了这个政权的中坚。和振董受到了特区人民的一致拥戴和支持。

      金江特区在党的领导下，顺应历史大潮，对旧世界摧枯拉朽，对敌人阵风卷残云，只用了两年不到的时光，便把自由解放的曙光捧到了人民面前。我想任何革命都与贫穷有关。贫穷，才揭竿而起；贫穷才结队而行；贫穷才英勇顽强。为了消灭贫穷，人民的解放者耐得住那种超过极限的贫穷，在异常的寒苦和惨烈中锻炼出了红梅傲霜斗雪的品性。在他们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二字的。

      1950年9月，组织上安排和振董到云南省财政学校读书，到12月结业后，被分配到香格里拉（原中甸）县政府财政科工作，担任财务员兼财委会秘书。

      讲到这里，83岁的和老一脸凝重，停了下来，我问“此后呢？”，他停顿了片刻，深深吸了一口气说：“自从1953年开始，我便当了一名‘运动员’，稍停后又加重语气说：“‘老运动员’，到了1958年，党费也缴不上去……”从此便闭上了嘴不说话了。在我的一再要求下，老人笑了，他诙谐地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上过大学，后来的日子就算上了一次大学吧。比起我牺牲了的战友李卫烈、张嘉喜、和贾、和绍繁等，我算是个幸存者，今天的每一个日子不管怎么过，我都觉得过得奢侈。”

      我再不敢问下去了。此刻我想起了范仲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诗句。

      和老的这个“大学”也读得长了些。他从1951年一直读到了1984年，从27岁的风华正茂读到了61岁的烈士暮年。背了33年的黑锅，戴了33年的“高帽”，脊背上还少不了被人缝上一块“历史fan革命分子”的“金字招牌”。他读通了一部“左”的“经典”，他见证了一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历史。

      可，他是怎么挺过来的呀！

      1951年以后的多次运动，和振董便成了一“本”活着的“反面教材”，可那时还是重证据的，虽然审了又审，但没有在他的党籍上做文章。1958年以后便不同了，他的党费“缴不上去了”，这说明没有人敢收他的党费了，但还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可“文革”开始就全都变了，“老虎队”、“学好队”是他经常“上班”的地方，牛棚、马厩便是他的安身之处，党籍“自然消失”。1968年进了新建“五七”干校“老虎队”，1970年，47岁的他又“插队落户”到了虎跳江公社蜂蜜扒村，在蜂蜜扒“锻炼”了三年。1973年调到松园去恢复“五七”干校，说是恢复其实就是去接受监督劳动。1974年调奶粉厂当了一名“未脱帽”的会计，在奶粉厂“工作”了4年之后，1978年又被调到县革委会当了一名“未脱帽”的工勤人员。1984年县委当机立断，撤销了强加在和振董同志身上的一切罪名，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并办理了离休手续。

      33年的“运动员”当到头了，和振董无愧于这个时代与命运抗争的冠军。和振董的出现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将从这个“过程”中汲取点什么？

      历史上那场持续时间最长的浩劫，竟然是在“文化”的名义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多么娓娓动听的词语啊——野蛮的火焰几乎不间断地焚烧着民族的希望，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噬着易碎的智慧。由于“人治”，憎恨也变成了一种可爱的习惯；由于“无法”，狂热也便一路飚升。但一细想，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一切否定文化的举动，总是要靠文化打头阵的，一部分文化人被糟蹋，往往与另一部分文化人有关，村夫野老是插不上手的。故此，我认为对于“文化人”这个称谓，似乎还应该有一些品德的限定——和振董所说的“上了一次大学”，实在是有着品咂不尽的意蕴。

      33年啊，和振董失去了很多、很多，唯独没有失去的是他那高贵的内质和“另类”的价值体系。他的晚年生活又一次让人仰望，他的举动又一次比出了我们所习惯了的一切平庸。

      离休之时，和振董向组织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将自己的组织关系转到金江，转到仕达党支部——于是他卷起了那套仅有的、跟随了他半辈子的铺盖卷儿，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金沙江边——几棵老树，一弯绿水，半壁苍苔——毕竟，他是属于这里的，他属于这里的人民，属于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

      他本是个解放者，现在居然又要被“解放”一次，这真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但他深信，有伟大的党，中国就有希望，他明白，是伟大的党给了他第二个春天。他想到的是要用自己所剩无多的每一分、每一秒，去苛刻地换回哪怕是一分的热，一分的光，去报答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以及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老百姓——多好的老百姓啊，不管是天旱还是下雨，不管是饱还是饿，他们从来都没有埋怨过这片土地，但他们心明眼亮，是非分明，当他们认定共产党是自己人，是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的时候，他们便不惜付出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然而革命胜利后自己却无缘和他们一起建设家园。

      少小离家老大回，故乡便成了一杯酿制多年的陈酒，舍不得一口饮了它，唯恐难再。于是隐着苦难的乡情也好，隐着乡情的苦难也好，那份眷恋，那份不舍，那份痛也揪心、爱也揪心的感觉感慨，总是如醍醐灌顶一般，让和振董酣畅淋漓之后，视故乡为人生中的又一始点。于是，“芳龄”61的他，象咿呀学语的孩童，在母亲温暖的怀窝里闹腾开了。

      他属于天生的不入俗者。“衣锦还乡”的他既没有举行盛大的离休宴会显摆显摆，也没有走亲窜门寒暄寒暄，回到家他就开始种树，逢人便宣传保护森林，保护生态。然后买了一大堆科技书籍研究起沼气来。他做事就是认真、踏实。接着就“出差”到了昆明、呈贡考察沼气，得到了省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1985年省里下拨了专项资金支持香格里拉搞沼气，可资金下来后县里有关部门却把它转移到搞节柴灶上。1987年，他二进省城直接找到了省能源办等单位反映情况，得到了省里的大力支持，戴帽资金到县里后，县里把资金交由县科委搞起三个示范沼气池。沼气池的示范成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鼓舞。1988年，和老三进省城，向有关部门争取支持。在省里的支持下，和振董从富民县请来了沼气技术师傅，金江第一批沼气池便这样诞生了。

      沼气搞好了，他又投身到村子里的修桥、修路，人畜饮水等工程中去了。

      只要能为社会做点事，能为村民带来哪怕是一丁点的好处，和老都不嫌小，都愿意去做。后来（进入1990年以后），他发现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比较落后，思想教育跟不上，于是他又在士林上村组织起了文艺宣传队。一招一式教他们跳舞，一字一音教他们唱歌。死寂的农村有了欢声笑语，村风民风一天天好了起来。从《金凤子开红花》唱到《走进新时代》，和振董一路走来，他有过“把脑壳栓在裤腰带上”的豪迈，他有过身陷囹圄的沉着和冷静，他也有过平反昭雪的欢欣。而此刻，他唯恐浪费了一丁点的乃是那“年迈的青春年华”。

      到了世纪之交，作为云南省老干部书画协会会员、琴棋书画无一不通的他已把事业发展到了文化分量有些超重的车轴。因为这里有一个在省、州、县都小有名气的老年协会，这里有一群为了公事而忙得溜溜转的老年文化人。按他的话说，这里的群众基础好。果不其然，他与这里那一帮闲不住的老人先后创办起了迪庆州书画协会金江分会、车轴村俱乐部、车轴村滇剧社。

      写到这里，我不禁要说：啊，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生生死死、一生一世的坚持！

      要知道，和振董的每一次“出差”，每一次组织的公益活动的经费是没有地方报销的，他那点微薄的离休工资便成了他的“坚强后盾”。按照他的思维定势就是：“公家发给的钱就要用在公家上”。可当跨进21世纪的时候，连组织上给他的那点落实政策的离休住房、安家补贴也掏空了。到了2003年、2004年，一生没有为家庭的困境、妻子的病痛、女儿的就业向上级吭过一声的他，先后两次拖着八旬之躯、“绷着老脸”到州里、县里“要钱”……

      朋友，当你走进迪庆州书画协会金江分会（设在车轴）的书美影大厅的时候，我敢肯定，你对文化、文化人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你会发现人世间还会有这么一个优秀的群落；你会意识到那点“投入”与“产出”是不成比例的。这比差就是那一群老头儿们的奉献与心血的分量。而能把那么一帮在家颐养天年的老者集合起来，营造这么一个人文气息浓烈的休闲场所者，竟是一位八十老翁，这应该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而车轴滇剧社的成立，更使和振董忙得焦头烂额，每天，从早上八点钟骑着自行车到车轴上班，到晚上十点才能到家——从道具、服装的采购制作，到剧本的回忆编写；从戏剧的排练到“演员”们生活的安排；他无一不亲自过问。更有甚者，他还亲自扮演角色，登台演出。五年来，车轴滇剧社先后成功演出了《芦花荡》（《三气周瑜》）、《樊梨花斩子》、《五家坡》（又名《平贵回窑》）、《三星庆》、《八仙祝寿》、《空城计》……等传统历史剧目，这不仅使滇戏这一濒危剧种得到了新生，而且还极大地丰富了沿江一带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每次演出，总是人山人海。人家说“戏班子又回来了”。

      和振董的一招一式、一板一眼，是用80多岁的生命演绎的精彩啊！是的，在人生的大舞台上，和振董总能找准自己的位置——是否有益于群众，就是他恒守的“准心”。

      和振董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村子里哪家揭不开锅了要他接济，哪家孩子要辍学了他要补贴，哪里有公益活动他又要掏一点。因而两个女儿从小学读到大学，主要还是靠他妻子种田、卖猪、卖鸡供出来的。他不是不想给呀，可他太困难了——抽的是“金沙江”、吃的是包谷撒撒饭、干板菜（不是家里没有好吃的，而是他坚持要这样生活——他习惯了），蹬的是一双断了腰的塑料凉鞋，骑的是一部牌子都看不清了的除了铃子全身都响的单车。他的脚后跟上还布满了象地图上的横断山一样的脚裂刺。

      有一次，因为岳母病了，妻子回娘家看望，等妻子回来，家里的两头大肥猪死了，查找原因，她发现自己拌了老鼠药想用来到田里下耗子的那一小袋包谷不见了。和振董大笑说：“我还以为你那么小气，有一小袋包谷还藏了又藏”。原来妻子走后，和老又想吃包谷饭了，他找了又找，终于发现了这袋包谷，拿来在手磨上推了与猪“分赃”，筛子下面的他吃，筛子上面的猪吃，他没事，猪却死了。这话一传开，乡亲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和阿老良心好，是老天保佑了他！”

      中国自古有“夫荣妻贵”一说，可到了和振董这里全变了，他的家人从来没有从这位“金江特区级”的离休干部身上得到过一点好处，更多的反倒是对他的体贴入微的关心照顾。在这里，我想起了“历史从来不给依附以地位”一说。人们对其妻的敬重也不亚于对和振董的景仰，她的口头禅是“我也生一双手”，是的，是她这双没有握过笔的大手，为和振董营造了一个温暖的家庭，这才使和振董能安心地去“上”他一生一世都上不完的“班”；是的，只要这双大手一摊开，便会展现一页一页最美丽的文字，那里有读不完的情思，那里有解不尽的哲理。有点“冤枉”的是他的两个女儿，每年春节回家，还要为他“刨帐”可从不问原因。她们相信，爸爸的钱一定是用在对人民有好处的地方。“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啊，现在她们长大了，成熟了，他们理解爸爸、支持爸爸，她们为有这样一位爸爸感到幸福和自豪。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向和振董的家人，以及一直关爱着和振董的乡亲深鞠一躬，道一声：“谢谢！”

      和振董在没有任何权利背景的情况下，恒守在真理的高地上，以常人难以暴发的心力、用生命的每一分能量向我们放射，给我们以情操的陶冶、信念的复壮、智能的补充，他的“投资效益”是无法用任何数学公式来计算的。我相信，面对和振董，那些被现代“化”尽了最后一点良知、被名利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灵魂是会发抖的！

      一次次来到和振董身边，没有一次不使我自叹弗如、自惭形秽；一次次回到金江，总会有一群热情的乡亲围上来，主动给我讲述和振董的故事，让我震撼，让我深思。后来，我在想，我是谁？我在做什么？于是便“豁”出了这支“老笔”，写出了上面这些文字。尽管文不达意，总算倾吐了我积蓄已久的对和老的一片敬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