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戴高乐 

戴高乐夫人将要分娩，不幸遇到了车祸，当场昏死过去，经医生的抢救才转危为安。不久，女儿小安娜便诞生了，遗憾的是，由于夫人的治疗过程中服用大量的的药物，致使小安娜生下来就是一个迟钝弱智的孩子。面对这样的现实，戴高乐夫人没有一点厌烦的表示，她对丈夫说，宁可放弃自己所有的地位和金钱，也要让安娜享受一个正常孩子的欢乐。戴高乐十分同意妻子的解释， 巴黎凯旋门及戴高乐广场他激动地说：“不是安娜自己要求到人间的，我们两个人的责任，就是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幸福。”为了使安娜生活在一个更祥和、无人打扰的环境里，戴高乐夫妇购买了一处环境优美的住宅，使安娜既可以避开众人的目光，又可以安静地与父母在一起。

戴高乐身材魁梧，智力超群，身居高职，外表看上去十分威严，似乎令人难以接近，但对这个女儿却十分慈祥。他对安娜的每一个要求尽量满足，从不拒绝。随着小安娜的逐渐长大，每天饭后，戴高乐总领着女儿的手围着花园散步，还不时地为她讲故事、唱歌儿和表演哑剧。小安娜虽然不能说话，但在高兴的时候，也会像别的小孩子一样，欢快地笑出声来，而爸爸是惟一能使她发笑的人。当安娜玩得疲倦时，她便伏在爸爸的怀里睡着了。戴高乐陪伴女儿的时候，从来没有急躁和厌烦过，即使在二战流亡期间，也把安娜带在自己身边。他总是以神圣的父爱，抚平小安娜心灵的创伤。戴高乐一生节俭，却为安娜设立了专用的委托金，并以自己撰写回忆录的版权费入了抵押。

戴高乐在科龙的墓碑安娜在即将欢度20周岁生日的时候，不幸被肺炎夺去了生命。安葬仪式结束后，戴高乐夫妇含着热泪，站在女儿的墓前久久不愿离，好像还不许多话要和孩子倾诉。天已经黑了，戴高乐才对妻子说：“走吧，现在她已经和别人一样了。”安娜去世后，戴高乐总统在痛苦中决定：将安娜生前住过的房子改建为“安娜·戴高乐基金会”办公处，决定继续帮助和女儿一样智障的孩子。

与女儿不同的是，戴高乐的儿子菲利普·戴高乐从小健康聪慧，他年轻时曾任海军上将，后当选为参议员。他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人，还是一位孝子，他填补了女儿早逝带给戴高乐的痛苦，他曾著有《我的父亲戴高乐》一书。

覆盖着法国国旗的戴高乐灵柩被送至科龙贝墓地戴高乐的遗嘱早在1952年就写好并密封起来，要求在他去世后才许启封。遗嘱写道： 戴高乐在里尔的故居，现为国家博物馆。

“我希望在科龙贝教堂举行我的葬礼。如果我死于别处，我的遗体务必运回家乡，不必举行任何公祭。我的坟墓必须是我女儿安娜安葬的地方，日后我的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墓碑上只写：夏尔·戴高乐（1890 - ？）。

“葬礼要由我儿子、女儿和儿媳在我私人助手们的帮助下安排，仪式必须极其简单。我不希望举行国葬，不要总统、部长、议会代表团和公共团体代表参加。只有武装部队可以以其身份正式参加，但人数不必很多。不要乐队吹奏，也不要军号。不要在教堂或其他地方发表演讲，国会不要致悼词，举行葬礼时，除我的家庭成员、我的解放功勋团战友和科龙贝市议会成员外，不要留别的位子。法国的男女同胞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陪送我的遗体到达它的最后安息之地，以给我的身后遗名增光，但我希望要默默地把我的遗体送到墓地。

科龙教堂“我声明，我事先拒绝接受给予我的任何称号、晋升、荣誉、表彰、勋章，不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授予我上述任何一项，将违背我的最后愿望。”

戴高乐的要求都实现了，葬礼非常简朴，4万多男男女女从法国各地来到科龙贝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送葬。与此同时，巴黎大主教马尔蒂在巴黎圣母院为戴高乐将军举行隆重的安灵弥撒，许多国家的元首都赶来致哀。几十万巴黎人冒雨向爱丽舍宫行进，在凯旋门这个26年前戴高乐站过的地方肃立致哀。第二天，巴黎市议会决定把凯旋门所在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这可以说是向拒绝任何荣耀的领袖授予“荣誉”的一种最好方法。

戴高乐除了是一名优秀的军人与政治家之外，同样也是一位作家，一生有六大著作：

1、《敌人内部的倾轧》(1924年)：戴高乐第一部著作。

2、《剑锋》(1932年)

3、《未来的军队》(1934年)此部著作在法国未受重视，却受到敌国纳粹坦克部队将军重视研究，因此制定闪电战(Blitz)。

4、《法国和她的军队》(1938年)

5、《战争回忆录》(1947年)：与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并称为姐妹作。

6、《希望回忆录》(1970年)：戴高乐的遗著，预计写完三卷，但还未完成，戴高乐就因心脏病去世，仅完成第一卷与第二卷的头两章。

位于巴黎的戴高乐雕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各国之间合作的欧洲邦联，是戴高乐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这个思想在欧洲观中的直接反映。一方面，戴高乐追求的是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要在世界上发挥伟大的作用，法兰西民族和国家在世界上应有大国的地位，它不能被封闭在一个超国家的欧洲联邦内。另一方面，戴高乐担忧的是，如果放弃主权，欧洲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从属于这个机构之外的国家。毫无疑问，他担心的是美国。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戴高乐不仅坚决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而且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欧洲人的欧洲”。[4]

夏尔·戴高乐在戴高乐眼里，英国是美国在欧洲的代言人，是想安插在欧洲共同体内的一个“钉子”，一匹“特洛伊木马”，他不能允许美国利用英国乘机插足欧洲。1963年和1967年，英国参加欧洲共同体的申请两次遭到法国的否决。戴高乐主义中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的欧洲联邦，反对美国控制欧洲，主张欧洲人的欧洲，这种欧洲观中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原则，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在戴高乐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中，置身于欧洲建设，是法国争取大国地位的重要一环。因为只有首先在欧洲站住脚跟，在欧洲树立起法国的领导形象，才能谈及大国地位。要想在欧洲起领导作用，既不能让美国插进来，也不能让英国插近来，只要牢牢制约住德国，剩下的一些国家就好办了。

按照戴高乐的最初设想，战败后的德国应当被肢解成若干个小国，使它永远不可能成为邻国新的威胁。但是，美英的战后战略安排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格局，使他不得不接受从“舒曼计划”开始的将德国纳入一个联合机构中并加以控制的事实。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他从戴高乐主义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这个总战略目标出发，充分认识到欧洲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法德关系在欧洲问题中的重要性。1963年1月22日，在戴高乐和阿登纳的几年努力下，法德两国在巴黎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从此，人们所说的“法德轴心”形成。

时代周刊1958年度风云人物：夏尔·戴高乐法国当时对苏联的政策，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戴高乐主义反对霸权，要求独立自主于美国的愿望。在戴高乐看来，苏联同美国一样都是霸权国家，认为这两个大国的实力、对立和争霸威胁着全世界。在戴高乐主义的所有经典中，都没有改变苏联是“共产主义的极权专制国家”，它的本质是扩张的，是西方“自由世界”的共同敌人这个看法。也正是因为此，法国只能归属于西方阵营，它始终是这个联盟中的一员。在东西方对垒的关键时刻，比如1958年开始的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法国坚定地同盟国站在一起。但是形势毕竟发生了变化，苏联也在变化。在戴高乐眼里，从结构上看，东方阵营内部已经出现了不和甚至裂痕；从思想上讲，苏联也在寻求和平，避免战争。问题在于，世界和平，避免战争的结果不能靠美苏两个大国来实现，如果仅由它们来主宰世界，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危险。每个国家都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特别是法国，更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

戴高乐主张东西方“缓和与合作”，出访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始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1964年1月，法国不顾美国和它的大多数盟国只承认台湾国民党政府这一状况，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法国不得不考虑这样的事实，在亚洲，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办成任何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