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经：带摄影机的旅（上中下） 央视国际 2004年09月07日 13:52

　　2003年3月18日，《中国广播影视报》头版“本报独家披露”的是一条消息，“中国最早期电影资料片惊现石城”始末。这批影片已经整理的有61部之多，全部拍摄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拍摄的主要是当时中国人文风俗地理名胜。为什么中国现行权威电影史上没有关于这些影片的记录？是谁拍摄了这么大量的影片？这些影片是怎么发现的？

　　这批电影的摄制者名叫孙明经，孙明经，一个默默无闻的名字，却是中国电影史上一段奇迹的制作者，他是中国高校电影教育的开创者，创建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电影专业，并且独立拍摄完成49部纪录电影，主持摄制了100多部纪录电影和科教电影，译制了66部外国电影，完成影片长达50000英尺。然而，20世纪50年代后期，孙明经的名字从电影史上神秘地消失了。

　　孙明经与电影的缘分始自他的出生，这是孙明经父母的合影，这是孙明经小学毕业时与爸爸的合影。爸爸孙熹圣毕业于教会大学，后来成为一位基督教牧师，常常协助美国传教士放电影，甚至也拍摄了一些镜头，中文电影一词出自孙熹圣之口——在洋货横行、洋字漫飞的时代，电影这个典型的舶来品却拥有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字。

　　孙明经从小常常跟着父亲看电影，摆弄相机，直到1926年父亲带他去见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博士。陈裕光告诉孙明经：电影本是科学成果，今天在美国的发展已无孔不入。明经小弟弟欲求这个发展方向实在很好。今天中国无此专门学校和专业，正待将来由明经小弟开创。从此，电影成为孙明经一生的事业。这一年，他15岁。

　　1927年，孙明经进入金陵大学，先后修满化工、电机和物理三系学分，并辅修国文、音乐、戏剧等学科，他的大学读了整整7年。30年后，他在中国电影界被作为技术权威打成右派，可能与他的教育背景有关。

　　在孙明经读书期间，学界泰斗蔡元培发起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他认为中国有五大患：穷、弱、愚、私、乱，电影应该针对这五患，指导民众救贫致富、起弱图强之路。孙明经被聘为书记员，是协会中惟一领工资的人。金陵大学理学院理院长魏学仁语重心长地告诉孙明经：中国电影教育委员会的成立，当是中国电影将有正规大学水准教育的先声。我和陈校长希望，中国没有专门大学电影教师的时代自你毕业时为止。

　　这是影片《农人之春》的剧照，于1935年7月23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农村电影国际比赛会上，荣获特等奖第三名，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剧本作者为金陵大学教师潘澄侯与孙明经。孙明经后来回忆说，“《农人之春》完全利用天然景象，在春耕时期农人脚踏牛车，折背插秧，牧童于夕阳西下时归途中横牛背吹笛，以及农人家庭生活等等，在22个国家参加比赛的影片中不乏在技巧和布置上有富丽堂皇的表现，但终不如中国的影片来得自然和逼真。在习于高度机械化的生活的裁判员心目中，这算是别具风格了。”他 “希望我国影业界能保持这一种荣誉，把纪实影片的运动发扬起来，不要蹈好莱坞被四面墙所限制的陷阱。”遗憾的是，这部电影拷贝已经失落。

　　1934年，孙明经毕业留校，成为魏学仁院长的助手，也是中国电影教育史上第一个专职大学教师。这一年，他23岁。此时，以蔡元培为会长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倡导用电影进行国情调查，拍摄中国地理名胜以激发爱国热情，拍摄科学常识以提升大众文化。

　　坐在滑竿上这位年轻人就是孙明经，拍摄者是魏学仁院长，拍摄地点是苏州，这是金陵大学理学院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孙明经给魏学仁作助理。在《苏州园林》这部影片中作为线索是一群游园的金陵女子大学学生，一年前孙明经认识了吕锦瑷，从此，由爱情到婚姻，从生活到事业，他们相伴一生。

　　《苏州园林》拍完后，魏学仁因忙于公务，不能亲自去现场，孙明经开始独立掌机拍摄。

　　这是拍摄崂山时的孙明经。也许崂山风景与今天并无多大变化，但游山人、游玩方式肯定大不相同。这是拍摄无锡时的孙明经。 在30年代，骑自行车大约是一种前卫的时尚。

　　《醉翁亭记》不仅名字取自欧阳修的名篇，影片完全以文中名句为线索结构全片。这些儿童的旗语演习似乎也透露了那个时代的战争气氛，尽管这是一部轻松的电影。三潭印月、岳坟、灵隐寺，《西湖风景》穿越时空隧道安然无恙。不过，这座陈英士纪念塔却在历史的暗道里倒塌。

　　1935到1936两年里，孙明经受教育部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之约，拍摄了10余部地理风景电影。蔡元培先生看了这些影片后称孙明经是“带摄影机的徐霞客”。

　　同一时期，孙明经自称工业常识的影片也摄制了20多部，，其中以记录手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影片居多，这些影片大都冠以教育电影之名，出品单位一般是金陵大学理学院与其他具体合作机构。《竹器》记录了中国民间竹器编织工艺，从砍竹、破竹到成品，这些民间巧手编织细细的竹丝，宛如钢琴弹奏，舞动的竹丝是跳荡的音符。《景德镇》记录了中国陶瓷精品的制作工艺，这个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转动的轮子象征了中国智慧，而这些普通劳动工匠是智慧的创造者。手工艺影片中也有大量童工劳动的场景，也是那个时代的特殊烙印。

　　《电机制造》象征了当时中国现代工业的水准，影片记录了电机制造和使用的过程。《灯泡制造》介绍了人类照明从豆油灯、煤油灯、蜡烛、汽灯到电灯的发展历程，与伊文思的《菲利浦工厂》拍摄于同一时期。《电煅与汽煅》看似一部介绍现代技术的电影，也包含着孙明经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期待。

　　在这批以手工艺和现代工业为题材的电影中，出现了大量普通劳动者形象，工人、农民和手工艺人，与伊文思《博里纳奇》中的煤矿工人、格里尔逊《漂网渔船》中的捕鱼工人欧洲纪录电影中的普通工人形象大致出现于同一时期。孙明经从小就喜爱手工劳动，上小学时就自己织袜子赚钱，这些普通劳动者是孙明经赞美的对象，是对蔡元培先生“劳工神圣”思想的响应，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进步社会思潮的代表。

　　这些带有“金陵大学”标志的教育电影大多在当时的电影院放映，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批广泛放映的纪录电影和科教电影，从那个时代经过的人或许还记得这些久违的影片。

　　1936年，金陵大学理学院教育电影部成立，魏学仁院长兼电影部主任，孙明经为副主任。因为工作繁忙，事实上，从成立开始教育电影部一直由孙明经一手操办，而魏学仁院长的信任与支持是教育电影部成长壮大的强力后盾。

　　半个世纪之后，孙明经在文章中写到，“魏学仁是献身于我国科学现代化建设的打前站的战士，魏学仁是我国科学教育的前峰。魏学仁是我国教育电影事业和电化教育事业的先驱。”

　　1937年6月8日，一列火车从南京浦口开出，孙明经开始计划已久的万里远行，从徐州、连云港、枣庄去北平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他把路途经历写进信里寄给他的女友吕锦瑷，第一封信里孙明经这样写到：刚才在车站拍了100多尺。宪警们来盘查了几次，最初怕我们是“日本人”（近来在陇海路一带侦查摄影的日本人很多）。待我们拿出了教育部所发的护照给他们看，他们就异常客气了。

　　孙明经因为摄影接受警察的盘查还刚刚开始，此后他两次因为同样原因遭遇同样经历，这段时间正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的前夜，空气似乎都已凝固，战争一触即发，徐州火车站的搬运工都着军装，而装备比正规部队更好的税警团正在实弹演习，他们的任务早已超越了缉私和治安。当时，日本还属于“友邦”，不能随意批评，孙明经借用蝗虫暗指皇军。经连云港、枣庄到天津时，他在信中写到，“车到天津东站，一排一排的黄色动物（指侵华日军）在执行‘各种不同的任务’，老练的旅客好像没有看见他们，不常来北方的旅客，眼中却不免有些冒火，但一会儿就又把火冒回到自己肚里去了。”这封信于1937年6月21日发自天津车站，离卢沟桥事变爆发只有17天。

　　首都迁到南京后北京改称北平，孙明经拍摄了天坛、前门火车站、东交民巷、故宫和北平图书馆。6月26日，他在华语学校礼堂观看了滦州皮影，从中他发现现代电影的三个重要元素：银幕、光源和剪影。他在信中告诉朋友，“我看，在电影史中，滦州影也应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因为它是利用投射成影的原理，可惜中国人没有把它改进成现代的电影，而在外国却由幻灯、惊盘等等玩意儿很快地发展成世界的大企业。”后来，孙明经在金陵大学理学院影音部的二楼墙壁上挂着滦州皮影。

　　这是1937年6月30日的怀仁堂，晚间的宴会上宾主谈笑风生。主人是北平市长秦德纯，傅作义的心腹，客人是段承泽和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明天西北科学考察团将出发。孙明经带着摄影机参考察。宴会上其乐融融，宾主都没想到事关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将在一周之后爆发。

　　7月1日，一列火车开出前门车站，向长城奔去，多达119人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坐在铁路局特意加挂的车厢里，考察团团长为燕京大学教授、历史学家顾颉刚。孙明经编了一首团歌，经过大家修正后在车上唱起来：我们考察西北，利用伏暑；我们寻找问题，寻求答案；我们开发西北，努力建树；开地利，保国土，复兴民族。

　　考察团成员登上长城，却发现长城上毫无国防设施，倒是外国兵自由自在地游乐。孙明经在信中告诉朋友说，“正要回车站，迎面看见三五成群的外国兵，带着野餐的用具，向我们古典的国防要塞迈进，快要离开我们的视线以后，还隐约听见他们在‘引吭高歌’。”

　　墙上的标语提示一个并不久远的时代，这是内蒙古集宁市国民第十三军驻地，这是集团军司令汤恩伯与考察团副团长段承泽，宾主的笑容扫除了战争的阴云。

　　这是孙明经拍摄的徒手操训练场景，学员们脱了上衣，用身体对抗太阳，简称“抗日”。此时，距卢沟桥事变只有两天，抗日却还只能悄悄在意念中进行。

　　孙明经正从蒙古包中走出来，到达绥远的第二天，像往常一样，他去车站将胶片寄回南京冲洗，但包裹房拒绝接受，含含糊糊地说北平出事了，好像与日本人有关。孙明经找到一张报纸，才知道卢沟桥事变已经在两天前爆发。当时的绥远广播还不普及，报纸是最快捷的大众媒介。考察团群情激奋，大家决定继续考察。

　　从归绥到包头的公路崎岖不平，民工用原始工具正在修整，考察团的车就这样颠簸前行，遇见上坡路段，人们还得下来推车。

　　这是孙明经在废弃民生渠上留影，手里提的是16毫米摄影机，今天留下的这些影片大多是这部机器拍摄的。考察团来到五原，副团长段承泽反客为主，招待各位成员。段承泽原来是军人，曾经作过孙传芳麾下的军长，不满于政界黑暗毅然远走西北，在这里买地移民，办起河北移民新村，搞乡村试验。这次考察，他还特意从北平救济院带来20位姑娘与移民新村的村民结婚。结婚时，姑娘手捧刚刚从田里采来的豌豆花。在孙明经看来，这位新娘是最漂亮的，而站在他身边的新郎一手拿着文明帽，一手提枪。这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11天。

　　继续考察已是奢侈的梦想，7月25日下午孙明经返回北平。他在信中写到：“车停西直门，城门口堆了沙包，架起机关枪。宪警检查行人，好像巷战就要开始似的。”27日晚上，孙明经在西直门上车离开北平，后来他知道，这是最后一班从北平发出的火车。

　　这张照片拍摄于石家庄火车站。然而，照片拍完不久，“忽然两个警察端着枪，把枪口对正了我们，问我们是不是刚才照相的。这时我才想起是刚才在枪头上照了一张正太铁路车厂的照片所惹起的祸患。”这是孙明经后来的回忆。要跟警察说明教育电影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汤恩伯、傅作义的照片发挥了决定作用，孙明经终于离开石家庄回南京。1937年7月30日，他在郑州火车站发出的信中写到：“沿路过一站必有兵车北开，站里和站的周围布满了候车北上的军队，堆满了辎重粮秣。

　　中国到底不是甘受屈辱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抗战终于开始了！”

　　这次考察历时两月，行程万里，拍摄了电影6部《连云港》、《徐州》、《淮北盐田》、《开采煤矿》、《故都北平》和《绥远省》。

　　1937年夏天来到南京，天空常常出现骚扰的日本飞机，8·13上海轰炸向南京发出警告，国民政府命令各机关内迁重庆。金陵大学校园里依旧是琅琅书声，一身长袍的陈裕光校长四处奔忙，一面准备迁移，一面照常上课。

　　孙明经这时却有一件特别使命，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与首都军事防空机关合作拍摄国防电影《防空》。影片比较了美、英、法、德、苏联和日本防空力量，提出中国保卫领空的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策略，教育民众如何对付日本侵略者的轰炸。这部电影当时曾经广泛放映。

　　采访老观众谈放映场景。

　　1937年11月25日，南京下关码头人头攒动，被战争惊恐的南京市民涌向停泊在江边的长沙轮，而轮船上装满精密仪器和教学设备，现场乱作一团。一位学者大声疾呼，耐心劝解，民众终于疏散，长沙轮缓缓开动。这是金陵大学撤离南京的日子，这位学者是理学院院长魏学仁，站在他旁边维持秩序的是孙明经。一个月后，南京沦陷，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即将降临。

　　1938年初月，金陵大学在成都华西坝复课，而理学院则迁到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理学院顶层的一角成为教育电影部的活动专区。稍事休整，孙明经带上助手范厚勤去拍摄《自贡井盐》。当时，沿海一带已被日本军队占领，内地居民食盐困难。为了鼓舞中国军民士气，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与金陵大学理学院决定拍摄《自贡井盐》。

　　山城重庆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自然也是日军飞机轰炸的目标。孙明经回忆说，“在重庆期间，空袭是家常便饭，工作不能不受打击，较贵重的设备和影片每次空袭都得搬到防空洞，时间一长，便免不了受湿气的影响，损失是相当重的。”

　　一次空袭过后，孙明经立即跑上街头拍摄，照片上火还在燃烧。突然，警察走来将他带走，与1937年年在石家庄的遭遇一样，他被怀疑为日本特务。正当他无法解释之际，一位教育部职员为他解了围：他来警察局安排放映孙明经拍摄的电影《防空》，正巧遇见这个场面。

　　1938年秋，金陵大学电化教育专修科在重庆创建，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电影专业学科。后来，电专从两年扩为四年，从重庆迁到成都，孙明经是这个专业的实际负责人。登载于《电影与播音》月刊的课程表显示十门关于电影的基本课程已经建立，其中摄影初步、教学电影、摄影学、电影摄制四门由孙明经开设，电影文献、电影鉴赏两门由孙明经夫人吕锦瑷讲授。开招第一班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现年84岁的区永祥当时在这里就读。

　　区永祥谈重庆电专上课情况。

　　1939年夏天，一支马队开往人烟稀少、偏僻荒凉的川西藏区，一个中国现代史上昙花一现的省份——西康省刚刚在康定挂起招牌，主持工作的是四川军阀刘文辉。他受过现代教育，在混战中败给自家的侄子刘湘，避居藏区，邀请一批声名卓著的学者来西康考察，孙明经作为摄影师参加川康科学考察团。

　　康定地区河多沟多，自然桥也多。照片上是科学考察团主要成员，孙明经旁边的就是团长黄国璋，著名地理学家，背景是泸定桥，5年前红军壮士刚刚从这里经过。溜索是西康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但对于孙明经来说却是考验，他双脚搭在索上，心中恐惧可想而知，而他的助手范厚勤则轻松自如。

　　在西康，孙明经完成由8部影片组成的《西康》系列，分别是《西康一瞥》、《雅安边茶》、《川康道上》、《省会康定》、《金矿铁矿》、《草原风光》、《康人生活》、《喇嘛生活》。孙明经回忆说，“在西康我们工作了五个月，最远到了金沙江上的德格、白玉、巴安，是中英庚款董事会西康科学考察团四十几人中走得最远的。此行我也收集了累积几尺的资料，并有一百封信稿。另外此行也拍摄了八百多张照片，业经编目。”

　　遗憾的是，这一百多封信稿、西康资料和多数照片都已在文革中化为烟烬， 残存的照片收在一本名为《1939:走进西康》的书里。

　　1940年，孙明经在好莱坞见到迪斯尼，当时他被派往美国考察电影和广播。他主要考察了明尼苏达大学的视觉教育和纽约的美国影片中心社，他在文章中写到，“考察中给我最不可磨灭的印象可以说是纽约世界博览会，那种高度活动化的表演展览，引人的说明，有系统的指导，使人无法逃避他的诱惑力，而充分的看出所表演的事理来，他对于影音工具应用得十分到家，而且与其他方面的演出组成一片，几百个展览馆都有映影和播音联合的应用，我曾经去过五个十五小时的整天，没有一天有机会吃一顿安闲饭，似乎舍不得多用一分钟糟蹋在吃饭上。”这次为期一年的考察带来的不仅是重达一吨的电影器材和五六百磅的文献资料，更有成熟的电影与播音教育经验和思路。

　　1942年3月15日，一本油印的《电影与播音》月刊在成都华西坝问世，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魏学仁的发刊词简朴而有力量。杂志由孙明经主编，从第五期改为铅印，前后出版了7年 期。《电影与播音》月刊是中国第一本电影与播音教育的专业学术杂志，它同步记录了中国电影播音教育的发展历程，大量介绍外国尤其是英美教育电影情况，格里尔逊、罗伦兹这些纪录电影大师的作品和文章通过这本杂志进入中国，而重新谈论这些大师已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为了让杂志更加亮丽，孙明经与同事一起用彩纸把杂志装扮着五彩缤纷。

　　区永祥谈贴杂志封面。

　　1943年的中国人对于电视几乎没有任何概念，但电视却两次成为《电影与播音》月刊的封面。孙明经敏锐地觉察到电视的远大前途，1935年，他就翻译了关于电视的著作。

　　这座水电站坐落在大山之中。抗战期间，大批工厂迁入山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1943年，应国家资源委员会的邀请，孙明经与魏学仁院长一起去云南考察，拍摄了7部教育电影，并在伦敦展览放映。40多年后，孙明经回忆说，“魏、孙一边考察一边拍摄，摄影机是由孙掌握，选景选机位等，魏全不干涉。但搬摄影机，抗三角架、挪灯位，拉电源线，魏都自动承担主动配合，围观者有人以为他是助手，有时他按孙手势行动，但也常自动开灯关灯或挪动什么器物。逐渐形成工作伙伴，全无院长架子，甚至也无教授架子。”

　　星期五晚上华西坝露天电影已经成为大学师生的重要文化活动，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和华西大学五所教会大学汇聚一处，每次观众都有上万人。

　　华西坝放映的主要是教育电影，因为是默片，孙明经常常去现场给观众解说。除了严肃的影片之外，偶尔也有轻松的娱乐片，像《书法奇观》，记录了一位可以用面部各个器官写字的奇人。《娱乐片第7号》记录了一位擅长舞蹈的紫罗兰姑娘。来自美国的译制片也是放映的重要内容，如《鹰》、《肥皂》、《电光与电热》，甚至还有动画片《儿童玩具》。截止到1947年，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一共译制了66部教育电影。

　　1944年6月，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看了孙明经5年前拍摄的《西康》，他当场邀请孙明经重新访问西康，放映原来的电影，拍摄西康建设的新成就。

　　两个月后，孙明经带领电影部师生10人上路，西康籍学生孙大营在文章中描述了在康定的一次放映活动，孙明经此次拍摄的影片全部失踪，而锅庄舞却周围孙家传统迎宾节目流传至今。

　　成都的夏末依然闷热，孙明经在华西坝迎来了1945年8月15日，他从广播中听到日本天皇投降的消息。第二年4月，金陵大学迁回南京。孙明经用胶片记录了这次复校行动，这部电影是彩色有声片，从形态上已经接近今天的纪录片。

　　教育电影部改名为影音部，一个宏大的工作计划正在制订：建立摄影机构、影音研究所、影音实验所、影片馆，发展洗印、录音、剪辑全套设备，电化教育专修科更名为影音系，1947年，孙明经与顾颉刚、顾毓秀、黎锦熙一起当选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众传播组委员。

　　1949年春天，金陵大学的外籍教授几乎全部撤去，中国教授也大批远走他乡，但孙明经决定留下来，他在家里等到南京解放的消息。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孙明经率领金陵大学影音部的同事和设备参加到新成立的中央电影学校——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当年就开办了新闻电影纪录电影摄影培训班。孙明经当时被称为摄影技术专家，郑国恩教授谈孙明经的成就与处境。

　　一场政治风暴突然袭来，毫无心理准备的孙明经被打成右派。为了追查他的历史问题，鲁明审看了孙明经拍摄的所有影片。

　　从1957年开始，孙明经失去上讲台的资格。这一年，他46岁。十年浩劫中，孙明经的电影资料、胶片和百余部电影拷贝全部被抄走，他本人也被关进牛棚。1979年，68岁的孙明经平反恢复工作。这时，他的右眼已经几乎失明，左眼也只有0.2，可他每天坚持工作。

　　1992年，81岁的孙明经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